这一代人的诗与事

                             徐 江

    到了2001年，在诗坛经过了“70后诗歌”、“网站诗歌”等诸多热闹之后，终于有人开始把目光放到“60年代出生”的这批在读者以及各类传媒眼里“相对沉静”的诗人身上。
    说这些诗人“60年代出生”这还不太准确。确切说，应该是生于上世纪60年代，在90年代登上诗坛，在近年写出个人力作的诗人。这些人的年龄与写作起始时间位于在媒介已有定评的“第三代”和“70后”之间，大部分人先天缺乏群体上的包装意识，多年来作品发表的境遇又委实说不上好，甚至在业内也存在着进行学理命名的困难——风格庞杂、追求迥异，评论家和诗人自己每每难以决断。基于这些，以今天读者和传媒日益被时尚引领的趋势，外界注意不到这些人的创作活动也是很自然的事。但不注意，并不等于不存在。恰如人们提到极地的冰山，往往率先看到的是浩瀚洋面上的那一角，而忘记了水下更为庞大与坚实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这一代诗人中有很多在个体上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比如伊沙，除了他现已深入人心的后现代诗风、他多年如一的文化批判者形象，他还兼具了小说写作者、名编辑和球评家的职业身份；比如朱文，除了小说、诗歌写作，他现在还成了一个得过业内奖项的导演；比如贾薇、侯马、桑克、宋晓贤、树才、余怒等，他们已经是诗坛各自所从属的某种“写作”的中坚人物……然而奇怪，一直以来很少有人把他们用“代”来进行连接。对此，我有我个人的理解：这正说明了这一代人多年以来追求写作上的“个人身份”、规避“集体身份”努力的成功。其实也正是从他们开始，现代文学以来被割断已久诗人的个人写作身份重新得到普泛意义上的恢复与确立，写作者终于回到了独立创作的本身。
    困扰这一代诗人的除了发表以外，更重要的可能是生活给出的众多命题：在一个汽车油价飞涨、零首付按揭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时代，诗人何为——写作与生存对他们提出的考验同等重要、甚至互为因果；以往书本上那些大师的经验对于正在写作中的中国诗歌，真的是灵丹妙药还是如数失效、还是各占百分之X？他们需要以自身为实验品，为以后的人提供一个或正面或反面的范例……而这些再自然不过了，有什么好炒的？选择了就是合理的。你选择了个人化写作，历来注重时尚与符号化宣传的媒体选则了忽略这一群体，都是合理的结果。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诗歌界和读者对朦胧诗时代盛况的怀念里，有种极不健康的心态。因为那种“盛况”本身就不健康，它背靠的是长达一两代人的文化黑暗，正如后来“70后”出现的那种热闹背靠的是“知识分子写作”在九十年代的业内遮蔽所造成的“诗坛新人荒”；至于“第三代”，那种文革赛诗会式的虚假繁荣，与今天许多无知者无畏的“70后”、“80后”出道后所表现的群氓式诗歌串联有什么不同吗？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我以为现在活跃的60年代出生的这批诗人，应该再次为自己被寂寞选中而庆幸，因为多年以来，他们就是这样被逼着、更深地进入诗歌的。
    选择写作上的个人立场，是不是就意味着：诗人们必须认同和默许外界对他们工作价值的漠视，就意味着对其诗学命名的彻底拒绝？这大约在这一代诗人中始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概括、凸显这一代人写作实绩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过：90年代中期，我就提出过“八五年一代”的概念，并在《葵》上辟发了专门小辑，明确指出，生于60年代中叶、1985年前后进入各高校的诗人们的创作，这些人迄今为止良好的写作状态、各具一格诗歌建树都远没有得到诗界应有的研究与重视；大约同时，伊沙在他编选的《世纪诗典》里首次使用了“新世代”这个称谓，试图在广泛的群体意义上对“第三代”之后登上诗坛的这批诗人作一概栝；2001年，来自广州和福建的两位民刊主编，《诗歌与人》的黄礼孩、《第三说》的安琪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的投入，编辑出版了《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堪称这一年诗歌界和民刊界最令人瞩目的举动；而据我所知，类似的诗歌选本和理论选本至少还有三种正在编辑之中，这些都说明了这一代诗人今天以更开放的姿态展示作品实绩的努力，它们弥补了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当代诗歌研究和梳理上的不足，也极大程度地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创作者对观念滞后的评论家们的畸形依赖。
    任何一代的诗歌都不会因为一次集体性的运动而进入不朽。同理，任何一代的诗歌也不会因为长期甘于无声无息，就自动等来良好的生存空间。这些带辨证色彩的道理看似于写作无关，其实却又联结着每个诗人在诗歌上的前景与命运。伴随着《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等书的陆续面世，这一代人的诗与事就这么在世纪之初被诗人们自己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好事。
    新的世纪就应该有新的心态。诗人们亦然。

                                           200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