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到底能干些什么？ 

                               默然 

　　为诗而论，无论华兹华滋，还是庞德和艾略特；无论惠特曼，还是奥顿；哪怕叶赛宁怀着扫荡和征服西方文化的雄心而站上德国酒吧的桌子大声的朗诵自己的作品；无论艾米莉的孤寂写作；还是赖特们的隐居深山；哪怕嵇康的长啸和李白的醉歌，诗人无论采用何种奇特而又惊世骇俗的处世方式，有一点却是永远不会妥协与改变，那就是一种个人的精神与独立的态度。这种诗人的精神我称之为诗歌的精神。它所揭示的真正的意义为："个人的我是无可替代的，它是有独立的价值与完全有值得骄傲和推崇的理由"。
　　诗人为此努力和穷尽一生，并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一生，直至为此努力而生、而死、而饱尽沧桑、而受尽苦难。（这一点，古今中外有许多可泣的诗人之死已足以充分的证明）。 
　　这种诗歌精神的意义的阐述，在罗兰.巴尔特的《零度写作》的风格论中，在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在艾伦·退特的《论诗的张力》和艾略特的《玄学派诗人》，以及在刘翔先生的《重建当代诗歌精神》中，甚至在布鲁克斯倔犟的《悖论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丰富而有启示的展现。 
　　但是，这种诗歌最基本的规律不知何时竟可以被完全的忽略不计，就像我们的新诗是可以从完全陌生的地方生长出来的一样。或者是我们觉得早已被强奸过的人不可能在同一地方再被强奸一样。而现在，这样糟糕的现象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这不能不令人警惕与注意，并深想，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更深的原因？这种驱动力一再复苏的根到底深植在怎样的一块土壤上？ 
　　曾经有位政治家兼诗人的人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里面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世间万物，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好，就是坏。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第三条，或者是中间的道路可走。这种非一即二非二即一的思想，其根本的出处在于必有一个要占据山头、主流、领导，或者叫什么话语权的控制。而另一面则必须是臣民、仆从、听使命令和被压服者。 
　　斗争由此而来，而许多的灾难也由此而来。这是历史不断证明的一种悲哀。 
　　事过境迁，几十年过去，我们当然明白，这思想的根源乃是一种政治的需要，或者是一种策略、一种为了达到使己方更大、更好的生存的可能而选择出来的一种属于攻击性的指导方针的说法。 
　　曾几何时，我们认为早已经过去了的，没想到又重新回来，而且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在诗歌创作这样一个本属于欣赏和创造的领域，这样一个本与占地盘、拉部队实属两极的领域，这样一个本应是唱和、共鸣、感慨与共同探讨以最终达至生活与灵魂两路相通，而使人生更其感谢生命的存在与丰富的领域，就像山川和草圃中冲进一头莽原的狂兽，一切都变得那么紧张、恐怖，就像文革的气氛，非此即彼，非朋辈即敌人，一种诗歌的写作竟然变作了一个政治的角斗场，阵营是那么的鲜明，而且又是那么的充满狰狞，人性恶的大张扬竟然象周星驰电影中嘲笑人类竟然还有以羞耻为耻的境地一样。 
　　善良的人被开除了，缄默了，甚至连旁观都要付出被检查的代价。这种由上而下的指手划脚如果你不习惯，那么，对不起，你只能离开这个本被称之为"人类最后的良心"的阵地。而良心本身在这里也再无人谈起，就像以羞耻和卑劣为荣一样，反过来，便是以良心为辱，为不能承受的肮脏，而唯恐避之不及。 
　　另一个问题便是冷漠大面积降临，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问好与相安平和在诗人中竟然也需要经过思虑、选择和掂量之后才能做出决定，策略、策划、谋计、方案，这些本属为达至某一种目的而采用的阴术，也堂而皇之地登场亮相，不掩饰、不隐瞒，竟争社会，胜之为最终目的。功利非为经济与企业所独占，聪明的写诗人聪明的将之引进诗坛，并加以辉煌而灵活地运用和发挥。 
　　我们的诗歌要干什么？又想要干什么？问题的根本是，诗歌到底又能干些什么？ 
　　在越来越偏的道路上，用荒石和瘠土堆砌一个沙场，无数的人在那儿忘我的舞刀抡枪，假以时间，假以历史，会否又弄成一个教训？一个以牺牲青春和宝贵的光阴为代价的糊涂戏剧？ 
　　生命有限，诗歌自有它独立的尊严与优劣的标准，若你优秀，你自心内清楚，诗歌只能细心的侍奉，你虚假一分，诗歌自也还你一分，不会多，但也刚好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