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诗群反思以及写作可能性的探究

                           老刀

    和一切艺术作品一样，诗歌的艺术价值在于它在思想、语言、格式等诸多方面所作出的积极的探索和尝试，而不是对经典和权威的一味重复与模仿。高昌说：“一个诗人的美学价值在于他对诗坛所作出的质的突破，而不是量的补充。”(1)青年作家朱庆和在民刊《中间》中也指出：“没有创造性的文本是可耻的。”(2)的确，重复别人或者重复自己是一切艺术的沉沦和堕落。
    在90年代诗歌仓促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的二十一世纪之初，整个诗坛陷入一种短暂的混乱状态，依然有山头林立、党同伐异、江湖痞气充斥着诗坛。虽然有人说盘峰会议宣布了90年代诗歌的结束和新世纪诗坛序幕的拉开，但是有更多的人认为：发生在二十世纪末的这次会议也只是一场江湖论战而已，尽管被指为“官方”的“知识分子”们并不赞同“江湖”之说，但是他们在整个会议前后表现出的对话语权的争夺和对民间傲慢的取消充分表明他们实际上与他们指责的“江湖人士”并无两样。也许在这个缺乏大师的年代，注定了痞气的横行。谁也没有想过要为诗歌史留下什么，急进功利使得诗坛被弄的乌烟瘴气。
     作为诗坛更年轻的一代人，八十年代出生的少年们大多仍在诗坛的边缘观望，也有一些人已经加入了滚滚的写作洪流中去。然而我认为，作为诗坛的后备军，这一批青少年在进入真正能表现自己艺术立场的写作之前，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对过往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诗坛的详细考察和深刻反省。以“打倒”、“PASS”发轫的第三代诗歌写作余波未平，七十年代又在诗坛掀起轩然大波。自从陈卫提出“七十年代”概念以后，一大批出生在70年至79年之间的诗人立刻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聚结，在全国各地搞起了一场又一场热热闹闹的诗歌运动：民间报刊纷纷推出“七十年代”专号，官方刊物也开辟了专栏、专版，各类七十年代选本如雨后春笋在书店上市，……从表面看上去，这一切和八十年代初第三代诗人的集体崛起简直是异曲同工，略有不同的是七十年代诗群同时还借助因特网将网络诗歌以更快的速度送到了世界各地，使得这一场诗歌运动显得更为来势凶猛、声势浩大。写诗的不知道“扬子鳄”、“诗江湖”、“灵石岛”、“甜卡车”等网站的越来越少了。然而历史会不会在“七十年代”人身上重演呢？七十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场闹剧而已，他们未能象第三代诗人一样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角度和创作理念，更多的是只是对第三代诗歌精神的一种继续和开拓而已。（而这种继续和开拓究竟又有多少积极的意义呢？）从目前情况看，七十年代诗人仍未能用文本赋予“七十年代”这一概念深刻内涵。如果把“七十年代”放入长长的诗歌史中去，这可能是一场非常失败的运动，大多身陷其中的诗人是盲目的。曾选编过七十年代选本的蒋浩自己也说：“我越来越倾向于反对用任何时间性的概念去划分和指称我们的写作。”(3)
   马策在《诗人之死》一问中说，“七十年代之痒”“在于诗歌的象征、隐喻、暗示功能的萎缩，使得诗歌丧失了高贵的品质和华美的容颜”，并指出运动主义和江湖主义仍困扰着七十年代诗人(4)。其实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第三代诗人身上。黄以明曾经撰文说在七十年代诗人的作品中他听到了“轰隆隆拆迁的声音”，然而作为在世纪之交迅速崛起（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并以“牛逼”自诩的这一批写作者是否摆脱了第三代诗人的阴影呢？2000年和2001年由黄礼孩编辑出版的两期《诗歌与人》（民刊）堪称是七十年代诗群在民间运动的一个高潮，然而仍在疾呼“个性”与“反叛”的七十年代诗人又有几个用自己的文本标定了自己的写作并对传统写作方式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呢？在七十年代诗群藐视传统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诗歌中艺术性的丧失和血性的流失。许多诗歌更象是一些调侃的荤段子在小圈子里流行着，供大家互相吹捧。
    紧随七十年代之后的当然是八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当78年、79年出生的一些诗人们纵横诗坛的时候，80年、81年出生的许多诗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仿佛就是这一两年给诗坛造成了巨大的断裂。事实上正是七十年代的闹剧将八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们不自觉地排挤在外了。然而谁也无意于再提“八十年代”了（虽然之前我曾经提过“八十年代”概念并为之撰文，但这更多的是出于对七十年代的抗议和无奈），而作为被七十年代漠视的这一批人，他们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虽然由于他们还年轻，在实力上仍然无法与七十年代诗群分庭抗礼，但是他们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有意识地与七十年代剥离，边缘化自己的写作并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七十年代以及整个大诗坛，在反省中实验、探索，力图用文本从艺术上打破七十年代形成的局面。当缪神在长期的硝烟弥漫之中心力交瘁之后，她渴望的是有人用真正褪去功利色彩的诗心重还她昔日辉煌的桂冠。而一直以来高呼“反叛”与“颠覆”口号的中国诗坛是在企图将人神化，每个人都在试图接近权威、打破旧权威和成为新权威，以致“创新”和“个性”被严重扭曲，成了许多诗人标榜自己的美丽面纱。事实上，真正的创新不是宣泄情绪的快感，而是充满危险的拓荒。
    荣格说：“不仅创作冲动的力量，而且它那反复无常骄纵任性的特点也都来源于无意识。”(5)许多七十年代诗人却单纯把这种“无意识”理解成为“性意识”。于是“诗到肉体为止”，强调写作时身体在场等诸多投机理论便应运而生。他们以为诗歌中涉及到“性”便是涉及到了本真的人性，对身体的崇拜在他们笔下更多表现为庸俗和低级趣味，放弃人类精神中一切行而上的东西。“人类精神史的历程，便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6)”真不敢想象，当诗歌中只剩下“干”“搞”“阴茎”“阴蒂”之类词的时候，人类还怎么向“完整的人”复归？他们想复归的只是更遥远的兽欲而已。
    第三代诗歌运动无疑是伟大的，它们继朦胧诗运动之后为新诗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遗憾的是七十年代诗群将这一空间唯一化，从而造成了大诗坛现金的尴尬局面。新世纪的诗坛更需要的不是对第三代的继承和发扬，而是反思和批判。当人民文学奖被授予海子和食指时，诗坛骚动不已，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诗坛的现状。前不久西南一些曾经在八十年代风云一时的诗人们还在扬言他们要重振诗坛。然而历史是不能重演的，诗坛新陈代谢的规律谁也无法改变。说“非非”“他们”“莽汉”可以改变诗坛现状，不知道还有几个人相信。诗坛需要的不是第三代的复辟，而是新鲜的血液。
    对二十一世纪的诗歌写作，我认为反向对传统的关注非常必要。任何对传统的反叛必须建立在对传统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否则一切所谓“反叛”只是喊口号。从后现代主义到达中国开始，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市场。伴随着这一切的是急切的盲目的对传统的取消和否定，许多人在盲目引进国外理论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嘲弄和否定传统文化。而由于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中国诗人对国外诗歌的模仿永远只是停留在“依葫芦画瓢”的表层。可以断言：将来国外有人为后现代主义立传，不会花多少笔墨在中国这一批诗人身上。对一切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健康的态度应该是敢于怀疑又不全盘否定。当诗歌从政治手中解放出来以后，更需要的是从权威手中的解放。也许在二十一世纪，对诗坛转折起到关键作用的恰恰实在上个世纪被我们打入冷宫的传统文化。
  写这篇文章我无意于将批评指向哪一个诗人或者哪一个写作群体，只是觉得在写作可能性上，我们需要更远的探索。我觉得，诗坛需要多元化、多风格，并不存在诗与伪诗之别。一切将艺术争论上升到“真”“伪”高度的行为都让人怀疑有超出艺术以外的企图，党同伐异的运动应该少一点。

                         2001年8月11日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