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的重庆五诗人


                             波佩


                        开篇词



    如下文字请勿修改和曲解。这里谈及的五位重庆青年所涉及的话题，仅仅是对在成长中的诗人们的讨论。这些在他们各自生活中或步行、或小跑、或狂奔的现代汉诗写作者，与各位编者和读者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过是在各自的生存空间里加入了另一种乌托邦生活、他们说出的不过就是一些个体心灵史片断而已。在观察他们每一个人时，我遵循的是英籍德语作家卡内蒂的话：“在文学中留下许多未说出的事物是重要的。这样才有可能辨别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作家（诗人）所知道的多于他所说的，这样他的沉默就不是阴郁的而是智慧的标志。”

    重庆作为上个世纪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的诗歌重镇，涌现了诸如傅天琳、李钢、梁平、柏铭久、华万里等一大批优秀的诗歌写作者，他们在各自的人生空间里抒写心灵经验，这也是一批具有良好天资的诗人，诸如《蓝水兵》、《梦话》等业已成为当代诗歌名篇。他们的成名或许与其所在的时代和历史机遇有某种联系，但我们更多的是见到了这样一群人的另一面——作为诗人所必备的心灵能力。就如我所喜爱的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说过的：天资保证心灵的能力。他们用这样的能力维持了在时代生活中一闪即逝的脸庞。

    我所理解的九十年代重庆青年诗歌，主要指向出生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青年诗人的创作。除了我们将看到的五诗人，还有局限于篇幅未被专门谈及的董继平、邱正伦、冉冉、燕晓冬、菲可、冉仲景、大车、沈利、马联、吴卫平、吴向阳、安西、吴岩松、赵兴中、林涛、李尚朝、刘清泉、钟斌等，他们中的一部分或许将会被时代生活彻底忘却，但作为一群个体写作者，这样的努力已经完成了使命，并融入了真正的九十年代重庆生活。

    作为一座现代城池的重庆，我们不敢说一群写作分行文字的诗人已经构成了城市灵魂的一部分，他们或许与在本土上生活的居民毫无关联，而我们将看到的是被流逝的时代秘密心脏的一部分——那段成为过去的时间里的氧或血。



李元胜：智性写作或日常经验的抚摩者



    2000年冬天，一些居住在重庆的诗歌有心人，又一次从一本刊物上发现了李元胜的踪迹。当中国权威刊物《诗刊》12期头条载着李元胜的一大组诗抄抵达重庆的时候，人们正在翻看着这样一个诗人所主编的另一份报纸副刊文章，人们仍在关注他；但是，这样的关注并未减少李元胜诗抄所带来的惊讶。

    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关注，这样的关注缘于《诗刊》编者寄语中的一段话：“当这一期刊物来到你手上的时候，20世纪就要过去了。在辞别这个伟大世纪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年用“每月新星”，这个推荐青年诗人们的专栏，让今夜诗的星空更加灿烂。我们也希望这些年轻而有朝气的青年诗人们，用他们心灵的光芒迎接着新世纪的曙光。”

    作为“国刊”的《诗刊》在世纪之交推出李元胜诗抄是不是一种暗示？

    其实，“八、九十年代青年诗人”应是对李元胜更为准确的描述。在八十年代被归纳为大学生写作的李元胜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一样，对语言的可能性产生了极大的关注。他说，八十年代，我的写作像是一种无法停下来的狂热训练，我迫切地想知道，一个人在语言里究竟能干些什么。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语言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我愿意，语言总会在某个时候能让我变得更轻，甚至，让我飞起来。

    进入九十年代的李元胜诗歌，则呈现出一种对周遭生活的真实判断，这样的判断经历了对细节的精心挑选，避免了诗歌中的凌空蹈虚，对日常经验的重视使他的诗走向一种更为成熟的写作。他从经历中路过，他放弃日常事物的庞杂，他将心灵所获视为经验的主要部分，从而促成了李元胜诗歌的特质——从对日常经验的积累一发上升为对时间的准确判断。因此，他又说道，九十年代，我的写作慢慢转变了方向，我只是想越来越具体地知道，什么是语言所不能的。由此，我们看到的李元胜进入了具有“中国精神”的境界写作里。

    我所知道的李元胜是一个重视世界范围诗歌大师的诗人，我们在李元胜诗歌中却看不到任何别人的影子，我在想，这和一个诗人的本真、天资和特质有极大的关联。我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与世界范围的诗歌作品的比较，这个比较所呈现出的每一个过程就是发现自身，他发现，而绝不是学习，也不是借鉴，更不是模仿。由此形成了这一个李元胜对世界上一切转瞬即逝的事物的判断，这个判断是李元胜的判断，并且从李元胜的过程一发而上升为世界对自身的判断，时间由此得以彰现。

    李元胜诗歌小批：从文本细读的新批评方法出发，我们看到了李元胜诗歌里的抒情趣味和智性写作特质。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两个对象，一个是被用来借喻的、没有生命的自然，一个是向作者的转折，他现在变得内在了，或者大家都以为是这样。我们在认同的同时偶有被刺痛的感受，就像一个在生活中很久的人，他注重了内心生活，且没有忘却关注时代精神的变化，他领悟到，作为诗人的人群尚要关注更多的时间因素在广大人群（尤其是低层）中的变化，这个变化将伴随诗歌进入历史；更何况，一个不断保持自己的人，如若没有打破旧我、建立新我的勇气，他内心的光仅会照亮有限的时代和有限的人群。



杨矿：快马和它自己的时代



    想象中的杨矿就是这样的：一万匹快马中的一匹。他不紧不慢，有时会突然跑在前面，有时又故意掉在稍后。因此，这样一个诗人从他的八十年代开始，一直保持了与速度的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因此，马匹中的大伙儿就对他形成了一种印象，此马非同小可，他稍一发劲，就会超出更多的马匹。

    八十年代曾以《玄想与内情》蜚声诗坛的杨矿，是一个快跑好手。那正是一个万马奔腾的好时代，一匹又一匹快马从诗坛冲出，溅起一片叫好声，而杨矿的出现总会令在场的马匹惊慌。哒哒的马蹄一遍遍响过，留下思想者分行的脚印。

    今次在2001年第七期《诗刊》上又读到了杨矿久违的作品，被放在“青春方阵”中的杨矿作品组诗《水井湾》，显示了一个实力派诗人的魅力，这份魅力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经历过八十年代现代诗歌的传统，更显示了这样一组诗歌的功力。

    “那些寂寞得断气的石径/弯弯曲曲，长年没有名字/从雕花的树通往刻字的江/就像水井湾没有水井/有的只是一些脉搏早晚的闭合/红色的房子，夹在黑色的过道里”（《关于井》）。奇幻的意象常常是诗人呈现天分的有效途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深深的平静如地下河流通过水井时看不见的波纹，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真正的内敛。

    富有象征意味的杨矿作品，在传达出悠远意象的同时，让我们体悟到静止的时间。“迎风站立，我的内脏西移/怦腾的心泅渡在黑夜的上游/咒语里入口深红的黑夜/卷曲了嘴唇边虫蛀的刀痕/侧身掀起石板上腐烂的蝉鸣/草丛中的星星老态龙钟”（《江边的路》）。一些下沉的事物在杨矿的作品中得到彰显，仿佛八十年代再次在梦中出现。

    现实中的杨矿似乎一直是一个在忙碌中的人，他脚步如风，行影不离，常常见到的他就是一个埋头行路的人。偶尔，我们也会在一些场合碰面，但他依然一幅匆匆模样。由此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诗人，他也许是一个工作体验者、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他会很恋家，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灵气四逼的儿子，也许他会很满足于工作和家庭，他的工作和家庭因此而具有了不一般的意义。

    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因素，我们见到的杨矿就是那一个认真对待诗歌的写作者。你在他的诗中见不到一点投机，这是一个真实诗人对自己周遭真实的判断，和由此得到的人生经验，并一再从他的诗中得以显现。

    杨矿诗歌小批：我们不能对一个从他自己的时代走出的诗人进行过多的评判，有时候，这样一些局外的评判尤其显得无力。人们知道，要想获得更多的批评经验，你必须有足够的勇气通过作者幽深的心灵，你如果把握不准这样一个标准，你将失去与对象的交流。当你看见一个诗人从你们共同的时代走过，你得捉住他，像捉住一段飘逝的时光。对于杨矿作品，我想可以把更多的机会留待阅读者，因为对于一个新的发现，发现者会将这样一个秘密保守三天，三天之后，即第二天的第二天，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作者的时代，而一直与你进行交谈的，其实正是诗人杨矿本身。



欧阳斌：通灵者与变脸人



    欧阳斌的诗歌生活始于八十年代中期，因为一贯的内心坚持与反叛造成这样一个写作者在众多诗歌中的不群。但他是狡猾的，一方面用本名在一些传统文学刊物上发表读者和编者所需要和认同的东西，一方面用多个化名创作出了大量与时代写作趣味相悖的诗歌作品。他离开大城市，孤独地在一个小城生活了若干年，过着不被人（甚至同类）理解的生活，他并不打算将那些已发表的、令自己不满意的诗歌一票否决。

    另一个时期，欧阳斌在神秘主义的诗歌路途上乐此不疲。他在《厦门文学》于1998年二月举办的“走向新世纪中国诗歌大展·重庆专辑”中，以黑岩为署名发表了《通灵者》组诗。在其“诗论一”中说道：“现代汉诗依据神秘的特质而存在，广大的神秘成就了更为广大的诗境。神秘，汉诗解构的第一元素。”同年的《诗刊》和《十月》分别于第一期推出了其带有神秘倾向的组诗，《诗刊》在新辟的栏目“世纪之交·诗的盛会”中首次刊登了张新泉、简宁、伊沙和欧阳斌等诗人风格迥异的组诗。我们在欧阳斌诗歌中首先看到了对通向神秘（神性、诗性、史性、血性）道路的执著，在这个执著中所表现的是作为一个个体写作者的探索——他力图通过打破梦幻与现实之间的障碍和展示奇妙的事物来获得丰富的诗歌新语言。

    九十年代末，当王家新说出“终于可以按照内心写作了，却还是不能按照内心生活”的时候，他开始了解到在中国还有一些更接近自己的同行人，他为这个感到兴奋，他的写作日渐个人化。而对于读者的我们来说，我们依然看到了在这样一个诗人的作品中对时代精神特质的判断。《诗刊》社也对其进行了如下的评判：“欧阳斌的诗饱满，有内核。形式与内容结合有度。他从前偏重形式而忽略内蕴，现在进步很快。值得关注。”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在早期写作中对诗歌形式不断探求的诗人，开始了在诗歌观念层次的变化，他领悟到在诗歌创作中必须经历的两个过程，一个是观念层次的变化，一个是技术层次的变化，只有在这样两个层次的变化中才有内蕴与形式的真正结合。

    因此，我们可以将欧阳斌进行这样一个归纳——一个特质诗人的两面：呈现和消解。他曾经是自然主义、通灵者、灵魂假面、心脏的秘密部分、时间里的自己、教养中的魔鬼——他是自己的发现者和毁坏者——有时你看不清这样一个诗人，那是因为你看不见一个理智的精神分裂者——你看见他的时候，他恰恰就是一个技术修养者。

    欧阳斌诗歌小批：欧阳斌的创作初期，时置“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两展”，因此排除他早期的阅读生活受济慈、西梅内斯、北岛等人的影响，他实质上更多经历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及二十世纪外国诗歌对他一开始的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他后期的阅读生活中本能地排斥了对传统诗歌的接近。诚然，如果所谓世代相传的传统，其唯一的形式在于墨守我们前一代的成功，那麽传统应该积极地被断绝；我们说“新奇胜于重复”，传统所具有的意义较之更为深长。重要的是传统含有历史的意识，那是任何一位在三十岁以后仍想继续做诗人的人几乎不可缺少的。欧阳斌诗歌中的时间因素已经具备了，我们期待看到历史的意识，即历史的意识应包含一种认识，过去不仅仅具有过去性，同时也具有现在性。



何房子：从行走的房子出发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一个行走的人会带着他的房子出发。在一个湖北人变化成一个重庆人的过程中，他一直处于流浪状态里，我们看到房子跟随着这样一个人的漂泊景况。起先是带着黄岗，尔后是携着重庆，再后是十堰，在兜了一个大大的圈以后回到重庆——他在找房子，他得找到自己的房子，他不能老是流浪；他找到了，并且说出《一个人和他的城市》——何房子与重庆。你看，这样一个几近支离的漂泊者，重庆就分享了他的大部分生活。而他所获得的好处是找到了房子，并且，他开始了要找到更稳定、更宽敞和更加具有包容力的房子。

    我们在一个背着房子出发的诗人背影里看到了他的游历生活。他并不排斥稳定的生活，生活教会了他对待漂泊的方式——这个方式是唯一能够适合他的——他选择了诗，抑或，诗挑选了流浪汉。

    “天有些凉了，镇上的孩子要回家/我偏居一隅，把一本书打开/窗帘严严实实，形同虚设”（《阴天》）。一个现在无论拥有多大房子的诗人，在他的心境深处看到的却是逝去生活中自己的老房子，我们把这个叫做老家的房子——一个在窗帘中的诗人，在书中也是不安分的，透过何房子从窗帘里向外看的眼神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敏感而多情的男人。他接受过生活的炎与凉，他时不时回头看一看另一个自己，这一下就看到了泪花。

    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见到的何房子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一个偶尔会在重庆话里把“武汉”说成“捂汗”的人。自从他把诗当成了自己的房子而不是房子里面的一个摆设以后，我们看到他的生活有了细微的变化。“我的房门通向一块堆满废铁的操场/旁边是建筑工地，这样的场景/向后推移七十年，我就可能遇见鲁迅/他说过的话依然有效，只是/我们还要学会沉默，像一块废铁那样”（《鲁迅在今天》）。生活在房子中的诗人有了反思，他度过了有太多问题的青春，他这一下就找到了自己——一块废铁沉默的力量。

    何房子说话挺快的，他老是想急于表达自己，你们知道，有时候，一个诗人的脾性和表情——尤其是在有众多女作者的聚会上——就会愈加丰富起来。何房子其实并没有上过讲台，他的生活一直是在讲台之下，从重大到西师新诗研究所。由此我们知道他的倾吐欲望并不是没有由来的，他要把这个过程强加给各位，我这样说了，读者诸君如果有一天碰见一个滔滔不绝的何房子，就不会奇怪了。

    何房子诗歌小批：有人把何房子的诗歌归纳为“北方写作”，在下认为并不一定对。诚然，这是一个在写作路途上的诗人，他的变化谁也说不清，我敢肯定地说这也包括他自己。如果他的写作向着北方，一个并不怎么熟悉何房子诗歌的人会在私下里把他想象成为一个习惯于在阅读中写作的诗人。事实上，何房子就是一个在特质中发展的诗人（我们会突然发现几乎所有有抱负的重庆诗人都具有自己的诗歌特质，值得欣慰），他的诗歌有自己的精神和心灵史，他漂泊，他在游历中，直到目前——有谁说得清一个有着固定的家、固定的工作、固定的爱情和固定的房子（而且相当体制化）的诗人不会仍在流浪的途中？我们并且知道他一旦离开了这样一种流浪的精神，他的诗将不再。



李海洲：带着粮食小跑



    李海洲是一个有争议的青年诗人，对他的争议不仅来自他的作品，更多的是来自由他营造的文学事件的不同意见。由于生于更近的七十年代，这样一个诗人有足够的精力和理由来对传统进行质问和反叛。再一个由于是，我们看到的李海洲正是这个物质时代的反骨，也许他的血液会倒行，他并不排斥敛财，甚至他有更多的理由来针对一个拒绝物质享受的“清高”的诗人，他常常就是这样做的。

    一个生活在诗歌中的诗人，也会是一个忙于生计的人。现实不会再去强求一种“穷而后工”的诗人情结或精神，我们看到的李海洲就是一个从“饱暖思淫欲”的男人而过度到诗人的人。因此，你们会看到一个带着粮食（物质生活）小跑的诗人。带着粮食小跑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他的诗中竟然会有一种神性的东西出现，这和他小说中的随意和粗疏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如果两个人的身体长出波涛/那一定是草的故乡有人向你望过来/我听见衣冠飘零、书剑在枕边说话”（《今生的书简》）。

    我们对李海洲有了一定认识后再来分析这样一个诗人也就并非一件难事了。作为“70后写作”的积极倡导者，在李海洲的身上可以见到一种反讽的品质。洛特雷阿蒙说“只有在肉体上接受黑夜，才能在精神上除去黑夜”，我们知道，一个反讽者真正的素质是在于能将自己摆在一个被反讽的位置上，在各种聚会中，李海洲常常就是那一个首先讽刺自个儿的人，这也是他的狡猾所在、聪敏所在。但是同时李海洲之流又是一些“见惯要怪”的人，他痛恨那些文化买办私下所做的勾当。记得在某电视台一个谈话类节目演播现场，刚好本人也在受邀之列，我从李海洲对那一个来本地进行文化交流，而实质上仅仅为了某集团公司的经济效益宣传的著名作家毫不留情的抨击中，感受到了一个诗人的愤怒，至今尚记忆犹新。

    “我和半瓶啤酒一同在重庆遇见你/在你的内衣里遇见灭亡、一页书的几颗汉字/和一群后宫秋天里的老处女/我力图把他们摘下，放到今天的阳光里/三尺兵书抵不过两张银票/我想把她们和你的沦落一起娶回家/让你们和我的爱人和平相处”（《晚唐》）。在李海洲的诗歌中所传达出的一种忧患意识与他的时代奇怪地结合了起来，而这样的结合并不是一种生硬的拼凑。这些诗章中呈现出的诗人气质竟然让人感受到与杜甫的某种精神链接，而更多一份后现代品质。

    作为朋友，我在李海洲的身上感受到他的侠义，一个真正的江湖义士。也许他有些王朔似的痞气，也许有些70后写作者的“酷”，但仍然不防碍我在他的身上见识到张承志似的神性，他就是一个戴着十字项链的杀手。然而，当有一天作为诗人的你和他相遇，他也许会问你一声：兄弟伙，你吃粮食吗？

    李海洲诗歌小批：李海洲不是一个善于接受批评的诗人，多个场合本人都听到他自负的言语：谁要是对我的诗歌出言不逊，我敢当场动手。幸亏我是一个比他有体力的人，常常我在对其出了言语之后，并没有有幸得到他的攻击。我说这个意思的意思是，我要让大伙儿对李海洲的爽直有一个更深的印象。对于大家来说，李海洲并不可怕，可对于李海洲本人来说，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我们知道，一个不愿接受善意意见的诗人，如果不是一个天才，那他就是一个眼光狭窄的人，又或者，是一个胆小和没有低气的人，他为什么在乎别人的意见？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这样的意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海洲的诗歌几乎是完美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