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武

地震带来的悲情应适可而止

李德武

从根本上说，这次汶川地震早就存在，它的力量酝酿了很久，“5.12”只是它力量的释放。我们在地震中心灵受到如此大的震撼，并非因为这次地震触目惊心，而是因为我们感知苦难的心太容易麻木。想一想，南京大屠杀过去也不到百年，而印度洋海啸、 “SASS”近在眼前。况且那些日常中的“非正常死亡”每天都在继续着。仅车祸一年死亡的人数就多达10多万人，从死亡的角度看，一年相当于发生一次汶川大地震。地震之后，出现了很多地震诗歌，无论对生者毅力的赞美，还是对逝者的同情与祈祷都是正常的，但我们要知道“执着于震后的悲情”也是一种软弱和沉迷，甚至抒情的泛滥，很可能遮蔽地震应该带给人们的正确觉悟。诗人不是必然要成为悲痛的俘虏，悲痛也不是诗人创作唯一的出路，当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来关爱世界时，诗人的心同样会释放出阳光。就此而言，我认为关于地震带来的悲情应适可而止。我们要警惕移情现象，就是诗人把自己等同于幸存者。地震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一时间，“我”“我们”不再是“我”“我们”，大家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幸存者”。支持这一想法的理由是尽管大家没有身陷废墟之中，但是，我们的心在地震中经历了同样的撕裂、窒息和毁灭。的确，大家不是旁观者，就时间性而言是亲历者，以及以可能的方式参与救援。但是，“幸存者”含有庆幸的意思，我们是否庆幸自己没在震区呢？“幸存者”也含有“遗孤”的意思，我们又多大程度上体会到“童年失去双亲”或“老年丧子”之痛？“幸存者”也含有毁灭后唯一“遗产”的意思，我们又多大程度上能够去除身上的习气、欲望、自以为是的骄慢，而成为一片充满启示意义的瓦砾？
说实话，悲情即便出于真诚，抒发悲情也不过是对自己情绪的满足。相反，我隐约意识到，那些亲历生死的人们肯定耻于表白。尽管苦难是成就史诗的前提，但是，那多半是诗人在时过境迁后对苦难的再反思，而不是亲历。时间和空间都是创作所必需的，我们离事件太近，这有利于写史，而不利于写诗。此刻，我们保持必要的理智和冷静比激情饱满的抒情更重要和迫切。难道我们不该明白，就算我们感同身受，也不能等同灾民吗？毕竟，我们不是直接受害者，我们受到的是伤害的教育。地震带给我们的不该是由于发泄的需要而爆发的“抒情”，而应是通过对地震灾害的全面反思对自己内心和行为的修正。诗歌写作的责任不在于记录这次灾难（正如史诗的意义也绝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要消化这次灾难，把悲哀和创伤转化为人类存在的持久力量，转化为人间博大的爱。这应该是诗人对当下的担负，对此我们需要有洛尔迦：在感知到心灵和存在无处不在的“苦涩海水”后，不忘告诉人们“海，在远方现出笑容。”需要有布莱克：了然人生的博大与微细，永恒与无常，于是懂得“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我们也需要曼德尔施坦姆：以一种伟大的悲心和感知力诠释诗人的使命，在每时每刻告诫自己：

“我的岁月，我的野兽，谁能
调查你眼睛的瞳孔
并将两个世纪的椎骨结合在一起以
他们的自己血气？”

苦难、艺术与信仰

肯定地说，苦难决不是从汶川地震这一刻开始存在，它早就与人类相伴随。我们从诗歌或小说戏剧中读到太多关于苦难的描述，战争、瘟疫、洪水，以及饥荒，生命遭遇过无数次的、多种多样的灭顶之灾。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苦难不是一个令人回避的字眼，相反，恰恰是苦难这个主题成就了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和悲剧艺术。悲剧的巨大魅力就在于带给人心灵的震撼。就此而言，悲剧作为一种现实和想象的合成物，它不仅仅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沉重与悲怆，更揭示了一种来自苦难的力量。有时，这种力量成为生命的核心注解，成为不可抗拒的、超越道德的使命，成为冥冥中的共同归宿。得承认，从古希腊神话，到基督教背景下的西方文学，艺术一直是“吮吸”苦难的乳汁长大的，艺术家依靠对苦难的描摹和幻想，成就了他们的不朽之作。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中国的艺术却不是建立在对苦难的负载上的，更多的时候，艺术是蔑视苦难、回避苦难的一种手段。来自道家的思想让苦难成了快乐的前提（大悲即大喜），来自儒家的思想让苦难成了励志的条件（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凡成大业者，必先苦其心志……），这两种思想都把苦难变成了苦难之外的东西，前者孕育并诞生了“隐逸文学”，后者则成就了“安贫乐道，文以载道”的理论。成就史诗的前提是人类的苦难，但中国有太多的苦难，却少有史诗。杜甫算是一个透出史诗气质的诗人，但他的诗在对苦难的展现上还是显得局促、片面和肤浅，他深入到了事件的现实，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他并没有把苦难上升为一种信念。而萨福却写出这样的诗句：

坦白地说，我宁愿死去
当她离开，她久久地

哭泣；她对我说 “这次离别，一定得
忍受，萨福。我去，并非自愿”

我说：“去吧，快快活活的
但是要记住（你清楚地知道）
离开你的人戴着爱的镣铐……（《没有听她说一个字》罗洛译）

这种视死如归的离别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悲壮，而是从容和镇定。这种从容和镇定里面拥有一种伟大的信念，它不仅仅是伟大的力量，也是伟大的美。正如但丁通过《神曲》告诉人们：理性和哲学可以帮助人们辨认出邪恶的道路，但要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必须依靠信仰。我们的文化自古以来是一个强调以人为本的文化，这个人其实不是“人的本质或全部”，而是少数人、个别人或个别人的需求，所以，“以人为本”常常就成了“以少数人为本”或“以个别人的需要为本”，这种文化的本质是“精英和功利”文化。李白是看破这种文化本质的诗人，所以，他不能改变现实便改变自己，让自己放荡不羁，虽然骨子里也还残留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抱负，但是，他用“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尊空对月。”的及时享乐对抗“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人生无常与悲苦。但事实上，行乐并不是李白本心，面对人生，他一方面看到“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 【乐府杂曲.鼓吹曲辞.方树】的苦难与人生如影随形的伴随，以及苦难对人性的考验和检验，同时，他也从内心深处建立了自己的信仰：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
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长鲸喷湧不可涉，
抚心茫茫泪如珠。西来青鸟东飞去，原寄一书谢麻姑。”

信仰是我们在苦难降临时不惊不畏不惧的内在力量，真正悲苦的不是被灾难毁灭的人，而是走不出灾难的阴影，被恐惧、悲哀、思念、痛苦所折磨的人。苦难是一种教育。我们不能说期待不幸发生，但是，我们得为自己有生之年遇到如此大的人类劫难而庆幸。正是这样的劫难让们加深了对生命的热爱，加深了对死亡的理解，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加深了对自然的敬畏。这次地震让我们觉醒的东西很多很多，其中包括我们如何延续诗歌写作？我们如何把这次灾难通过写作变成人类持久的智慧、经验和财富，并以此改善我们的生存？我们又如何把对苦难的忧患，深深地融入到每个人的心灵，引导、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信仰，使人们对生活美好的期待与追求都不再轻浮、脆弱？

几种潜在的趋势

英雄归来？一度，在后现代充满消解和颠覆文化背景下，英雄这个包含崇拜和典范意义的词汇变得陌生和含混。一种富有牺牲和无畏的精神，一种勇担责任、义无反顾的崇高品格在人们的思想中被急功近利和浮躁的狂欢所取代。所谓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在强大的地震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所有现代的通讯中断，所有为霓虹灯提供能源的电力中断，一座五光十色的城市，突然陷入死亡，陷入比原始还恐怖的荒凉。那一刻，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期待英雄的出现，每一个人都在内心呼唤拯救的力量。英雄，也许从没有缺席，但灾难使他现身，使他重新又占据了我们内心的崇拜和敬仰。不仅仅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武警官兵、人民警察，还有医务人员、志愿者，以及灾难面前坚强勇敢的灾民……英雄，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令我们感动和敬佩，让我们见证了人性中葆有的崇高正气。歌颂英雄，自古以来都是诗人倾心创作的主题，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荷马史诗中的尤利西斯，以及海明威笔下的老渔夫桑迪亚哥……这些不同时代的英雄代表了不同阶段人们心中对正义和力量的向往，代表了人们内心对英勇无畏，追求光明精神的呼唤。英雄辈出的时代同时也是诞生史诗的时代，今天，英雄归来，我们可否由此相信：在中国，一个史诗时代即将开始？
个人主义让位于集体主义？以标榜个性、追求自我为宗旨的个人主义，在如此巨大的毁灭力量面前，也不得不加入到“被救济”的灾民行列。地震使我们面临一种特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这是一种患难与共的关系，此时此刻，集体意味着安全和希望。而因为缺乏，救济物资分配显然遵从配给制。就连孩子都知道饿也不能哭闹，因为此刻饥饿属于每一个人。尽管，这是一种“紧急状态下”的生存考验，但现实却让每个人从心灵深处感到出路来自对“集体力量”的依赖。我们不能用爱心简单注解灾后各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集体主义今天已经不再是“一大二公”的含义，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各种力量迅速集结，并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显然，这种让位并不表明对个性的蔑视和践踏，相反，恰恰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才需要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1+1大于2的团队效应，使受到威胁的个性生命得到及时的救助和保护。此时，每一个“我”，同时也是“我们”，共同的担当使苦难的压力变轻。
大于艺术的悲剧典范？地震造成的灾害已成事实，这个大自然的悲剧“作品”，无论就事件冲突的剧烈程度，还是生离死别带给人们的内心震撼都堪称“杰作”。在大地的“舞蹈”中，山河与生灵都成了被它随意赋予或取消含义的“词语”。在追问谁主宰了“地震”的同时，我们也不由得追问“谁主宰了写作？”通常，我们习惯认为艺术高于生活，但现在，地震使一切“归零”，它颠覆了我们津津乐道并以此自豪的“生活”，颠覆了我们长期以来建立的幸福概念，甚至颠覆了我们从书本上所能读到的一切悲剧艺术的标准。我们需要在一种非逻辑下接受到来的现实：死亡是无缘由的，从家园到墓地，生命与赖以生存的土地之间变得恩怨不清。但我们没有理由仇视、怨恨大地的震动，有谁想到大地也许压抑了太久，它要宣泄和释放，正如一个诗人在压抑的时候需要写作一样？有谁想到，它背负的压力已经足够重，而我们对它不加珍惜的践踏、索取和破坏已经超出了它承受的底线？大地有心，它慈悲、沉默，养育万物，人站在它的上面，但人并不高于它，我们就是爬到喜马拉雅山顶，也不高于它，我们就是制造了宇宙飞船离开地球，也还是不能高于它。唯独那些无辜死难的孩子变成星星，唯独地上人们的眼睛里充满银河一样澄澈的光。此刻，我想到茨维塔耶娃的《你随太阳向西边走去》

你随太阳向西边走去，
你会窥见茫茫的暮霭。
你随太阳向西边走去，
风雪会把你的脚印掩埋。

……

雪花漫天徐徐飞舞，
我会在雪地上跪下来，
那会儿是你在雪的寂静中
大步走过的地带——

为了你那神圣的名字，
我要亲吻那儿傍晚的雪埃，
幽静的光亮，神圣的荣耀——
我灵魂的主宰。

我突然理解了埃伦.坡为什么说：“现在我依然爱那个地方——如此可爱是那湖的凄凉”。

2008年6月22日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