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下的诗歌写作 

                张祈        

    不知道别的诗歌作者是否受到过这样的指责──或许也不一定意味着指责──一段时间以来，有几位朋友对我善意地提醒：“你的诗欧化气息太浓了！中国人没有用这种语言来说话的！”听了这样的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事情真的严重到了这种程度了吗？我难道成了一个不是用汉语来写作的中国诗人了吗？自己写的诗已经到了不可卒读的地步了吗？我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静下心来想一想，又清醒认识到他们说的不无道理。事实的确如此，我们这一代诗人是在外来民族诗歌的影响下长大的。对于这个说法，我们到一些诗人的书架上一览便知。在那里，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普希金、波德莱尔、里尔克、叶芝、帕斯……占去了书架的绝大部分，假如再留心仔细翻找，或许才能从最底层或那些装帧精美的外国诗选的缝隙里找到一两本《离骚》、《李杜诗选》或《女神》、《艾青诗选》之类。以此来看，我们年轻的诗人对于中国的古典传统诗歌和中国现代诗歌似乎过于轻视了，他们迫切需要增加或积累这方面的修养。就拿我个人而言（说起来有些惭愧），对于古典诗歌的了解也仅止于妇幼皆知的那几百首唐诗宋词，再往大处说，也不过再加上老子、庄子、诗经及其它各代零散的诗歌断章，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
    然而我们的问题并不在这里。“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李白）这样的诗句优美绝伦，但正如一些人不赞成我们用“欧美”语言来写作一样，目前我们也不能或不可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写作。最近，有的诗人用古典诗的形式来处理当下的生活经验，不能说其中没有成功的，但就其总体效果而言，总让人觉得有点“隔”，不怎么舒服。换句话说，作为诗歌的一种体裁或形式，古典诗歌在处理现代生活经验时，无论从表现方式还是从表达技巧上都显得有些过时。中国古典诗歌由四言转变为五、七言，由古体变为近体，由诗变词再变曲，时代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了诗体的改变。当然，我们的这种说法并非否定了古典诗歌的文学意义和美学价值，恰恰相反，这个结论是在充分肯定和尊重这些诗歌在诗歌发展史上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做出的。
    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文章的开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诗人究竟应该使用一种怎样的语言来写作？哪一种语言才算得上是纯正的汉语语言？运用那种假定的理想的汉语语言是否就能够创作出这个时代所需求的震撼人心、优美动人的诗歌？    以上问题好像谁回答起来都有些困难。纵观汉语诗歌发展流变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种所谓的纯正汉语诗歌语言从来就没有过，即便有，它也是始终处于不断地加入、排出、沟通、融合的千变万化的动态过程中。大诗人屈原身居楚地，他所使用的语言只是一种方言，然而，由于诗人和诗歌本身的力量，使“香草美人”成为了中国诗歌语言中经典的意象和要素。再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李白，他的语言也绝难用某种单纯的概念来套住，他的诗歌风格是在广泛吸取了包括二谢在内的诸多诗家的语言精华逐步形成的。假如以上的实例还不足为凭，我还可以明确指出，自汉语白话诗歌出现以来，所有有成就的中国汉语诗人无一不是用一种非纯粹的受外来诗歌影响的汉语语言来写作的──郭沫若、艾青、冰心、何其芳、穆旦、辛笛、卞之琳──再近些，还可以加上北岛、舒婷、顾城──列举名字不是我们的目的，我想说的是，上面这些诗人的诗歌在当时（甚至现在看来）都明显地带有一股“译诗味儿”，但这些从异域带来的味道并末成为人们接受、理解、欣赏这些诗的阻碍。艾略特说：“没有一位诗人不是在吸收了其它民族诗歌的血液而成为一位大师的。”这句话可以做为我的上述论述的一个注解。
    或许有人会讲，假如能把“译诗味儿”去掉那些诗会更好，“译诗味儿”不是造成那些诗歌优秀的根本原因。不错，一首诗之所以动人自然是由于情感、思想、技巧等多方面的因素达成的，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把那些语言的溶质从溶液中过滤、剥离出来？我们怎样分清“那舞蹈和那跳舞的人”？从操作上来讲，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此，我的理解是，在由外来语到汉语中间有一个化解的过程，一个诗人的借鉴外来文化的水平决定于他的化解、转移能力。就像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挑选矿石时需要明辨其质地、纹理一样，优秀的诗人也需要细心体察国外诗歌的内核才能决定自已是否能够得到他所要寻找的矿脉和营养。同样地，将外来诗歌的经验变得能被中国诗歌读者接受，同样需要诗人在创新和保留之间作出煞费苦心的均衡。这种化解、转移是怎样进行的？这个问题恐怕三言两语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仔细阅读、研究一些成功诗人的作品，也不难从中窥出端倪。
    既然谈到译文，我们就不得不提及翻译。印象中不久前著名学者、翻译家吕同六先生等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对国内目前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泥沙俱下的现状表示不满。我的外语水平不高，本来不该对翻译问题随便置喙，但按照某种文学体裁翻译所需要的精确度来判断，如果小说、散文的翻译状况如此糟糕，那诗歌也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这样一来，更大的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我们所能接触到的都是“被背叛”的原文，那么我们会其影响所写出的作品不就都是“被扭曲”的作品？
    这种“误读”的现象肯定存在。我们在很多初学者甚至一些不错的诗人的作品中都遇到过。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深谙一门或几门外语，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利用译文来进行借鉴和交流。假如一位译者的水平不是特别的差，只要他专心致志，那么其所译文字的错误也不会有我们所讲的那么多。对于以情节、结构取胜的小说来说，这种损失其实微乎其微的，而对于一个有深刻语言经验的诗人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是可以从那些看似跳跃、突兀的译文中意会到作者的原意的。当然，更不说的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误读”有时也不一定是坏事，有很多令人着迷的诗篇就是在这种有歧义的理解中产生的。
    博尔赫斯说，世界上所有的诗只是一首诗。因此，对于一个严肃的写作者而言，，在立足于本民族语言习惯、关照时代现实的前提下，只要他善于分析，去份存精，有目的、有选择地进行学习和借鉴，译文下的写作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具有一定的文学和美学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