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情的语言学》（54-69）

余怒

为假设的结果寻找证据，是律师的工作。“假设他没有触犯法律”，在被告的行为与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之间进行比对，经过推理、赋意，证明二者之间质或量的不同。
在被告的行为与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之间总是存在着可以言说的“缝隙”，律师用证据证实并尽可能地扩大这些“缝隙”。

法官依据什么“采信”这个证据而对那个证据“不予采信”？他依据的那个“标尺”本身依据的是什么？这个“标尺”本身需不需要另一个“标尺”？

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我们可以据此判断凶手就是他吗？
在“他做了什么”与“证明他做了什么”之间，我们无法证实证人或证据的效力，因为证人或证据只能自我证明，它们需要其他的旁证。由此，证明不得不一直延续下去。

既有的证据指向他，但往往会突然出现一个新的证据改变其指向，使以前的证实崩溃。
证明过程结束时——在新证据的出现处于未知状态时，“证明过程结束”永远是一句空话——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证据潜伏着。
事实是敞开的，而凶手一直悬疑。

我们如何看待一只猫的表情？
我们说“猫阴沉着脸”、“猫的眼睛里射出逼人的光芒”、“猫的微笑”等等，我们是如何将“阴沉”、“逼人”以及快乐投射于猫的表情的？
猫的表情具有名实相符的表现力吗？

我们是不是将人类的“表情意指”类推于猫，在猫那里虚设了一种与人类相似的“表情谱”？

“猫是温顺的动物”、“老鼠是肮脏的动物”、“猴子是机灵的动物”、“蝙蝠是鬼祟的动物”——种种判断似乎来自对对象的认知，其实不过是来自对对象的好恶。它忽视了对象的偶然行为，且以对象与主体心理距离的远近作为依据。
很多时候，认知与好恶界限模糊。

“猫是温顺的动物”中的“猫”是抽象的、超验的、在一次次的复述中被逐渐架空的“猫”。

对玩具熊的感觉是否依附于对熊的认知？从具体的熊到抽象的熊，再到具体的玩具熊，人们的认知是如何变化的？
玩具熊不能使人们想起熊的凶残、暴戾，而只能注意到熊的笨拙、憨厚，这是因为玩具熊（毛绒绒）的形象，还是因为玩具的特性——姑且称作玩具性——强大到使人们忘了熊的形象？

老鼠和蝙蝠能否制成令人感到可爱的玩具？

当老鼠被唤作“米老鼠”，我们就完成了对老鼠的玩具性的展示。一个“米”字消除了老鼠的阴暗、肮脏、猥琐、鬼祟。

从老鼠到米老鼠，一部影片——一个文本为一个词语注入内涵，词语便包含了文本。每个词语里都吸藏着一个或数个文本。
一旦吸藏的文本被遗失或遗忘，这个词语就会失去表意功能，变成一个脱离当下语境的濒死的词语。

“张玲”在从事写作后改名“张琴心”，上网后又取名“张悠悠”，这三个名字意指同一个人使意指对象的属性变得难以分辨，即使在相识者那里，这三者也会分别拥有三张不同的脸。
“张琴心”、“张悠悠”使意指对象增添了几分飘逸、妙曼、轻柔和诗意。

名字作为意指对象的符码为什么会影响人们对意指对象的观照？
“琴心”、“悠悠”所吸藏的文本的隐蔽性在文本文化史的哪个时段里向读者敞开？

在暑热中不停地念叨“清凉、清凉、清凉……”片刻之后，你会真的感到阵阵清凉。
不停地念叨“唵嘛呢叭咪吽”或“南无阿弥陀佛”，作用亦相仿佛。

日日念叨“安静安静安静”，会不会也能成就一个高僧？
念叨“安静”可能比念叨经文更易成就高僧。因为念叨“安静”，心会无所想，而念叨经文，会为经文的意义缠绕，心猿意马，无法笃定。
念叨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念叨的状态。日日念叨“哦哦哦哦哦哦”，也可能成就一个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