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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小文人”的讨论 |
| 金羊网 2006-07-01 11:55:08 □小闻
什么是“小文人诗歌”？ 谭克修(诗人)：小文人诗歌直观理解就是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传统文人似的生活，每天生活在书房里，面对的是稿纸、电脑，产生的一些面对自我的诗歌，与现实和大众非常隔阂。题材里面有洁癖，很多题材是不敢碰的。他们最怕谈论宏大叙事，提都不敢提。他们中间，流行的词汇是“卑微”，写卑微的生活、卑微的自己。还有一个喜欢用的词是“悲悯”，其实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那种“悲悯”也虚假。他们诗歌里的那种卑微、悲悯，与诗人们的现实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的出发点是在作诗，而不是真实地表达一些东西。 小文人诗歌，关注的不是现实问题，更注重于所谓的诗歌技巧，包括语言、修辞和形式等技巧问题。这样的诗人和作品对这个时代是没有交代的。这种自说自话的小文人诗歌，放在稍微长远一点的历史长河中，都属于无效写作。 当然，现在有一个好情况，就是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虽然没有分解出新的诗歌职业，反而使传统诗人身份泡沫化了。但我以为这种越来越细致的职业分工，对于扩充诗歌题材，给小文人诗歌补补“钙”，是有积极意义的。这可以使我们当下的诗歌和转型期的社会一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应该依靠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破解小文人诗歌困局。当然，首先要求诗人们打破传统文人是的生活方式，投身到现实生活里边来。 沈浩波(诗人)：从“第三代”到现在，我们的诗人在面对具体现实的时候，付出的努力与所做出来的成绩是微弱的，只是在个别的诗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努力，不管是口语写作也好、书面语写作也好、学院也好、民间也好、更多的是在做一种切片的诗意的处理，更多的是形而上的抽象的一些思想上个人情感的一些纠结，没有真正的具体的面对现实。事实上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已经呈现了非常巨大的现实，绝大部分诗人视而不见，更多的诗人避开了这种现实，回到了自己给自己个人所设置的主题之中，为完善自己的世界而忽略了就在你眼前发生的现实。 “新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的出现 李少君（诗歌评论家）：这些新锐诗人的这种看法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急剧变迁、错综复杂的现实在文学里的一种反映。事实上，小说界现在也有所谓“底层叙事”的尝试，诗歌界也有所谓“草根性”的强调。 比如广东涌现的“打工诗歌”，也可看作这种倾向的一部分。青年评论家柳冬妩称打工诗歌类似一种“精神地震仪”，记录和显现着来自底层内心深处的本能的原始的震动，记录着时代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肉体与心灵上刻下的伤痕与烙印。比如谭克修就写出过《县城规划》这样反映具体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城市规划、拆迁等真切现实的长诗，沈浩波则写了直面艾滋村真相的《文楼村纪事》等组诗，反响都不错。还有“打工诗人”刘大程的长诗《南方行吟》、默默以兽喻人的长诗《咩嘎喔哞》、李亚伟的系列组诗《东北短歌》、农民诗人江非的长诗《英雄帖》等等，都直接切入现实与生活的某一面。 这些诗歌，可以称为一种“新批判现实主义”诗歌，是生命力极度顽强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当下的复活，是诗歌界内部进一步深入讨论、探索的结果。这些诗人都习惯写长诗，可能是非长诗不能全面深刻地反映当代现实的复杂多样。长诗的出现，也是当代汉语诗歌日趋成熟的表现。所以，我预计，这些诗歌和诗人的出现，会给当代诗歌创作带来新的活力与源泉。
韦白 [诗歌与诗坛] 诗歌是一种体裁，一种文学样式，一种文本。它由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所承继，并总在不断地突破自己。诗歌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它的内在要求和规定性。我们面对一首作品时，首先应该从诗歌自身的角度去阅读、去评价。考察一首诗，必须考察它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说出了存在的真实、心灵的真实、人性的真实。诗坛则是一种“社会集落”，或者说是社会众多群落中一个群落，它的一切规则都遵从社会的惯常规则。但这两者在日常的谈论中，常被混为一谈，当我们谈论某人的诗歌时，常常是根据其人在诗坛的地位与印象，而不是基于对文本本身的考察。由于诗歌与诗坛遵循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则，即诗歌的规则是遵从自身的完美和超越、诗坛的规则可以是政治的或经济的影响力，这里就必然会出现一个误区，即一个诗歌的优秀写作者不一定在诗坛享有声誉，而一个诗坛享有声誉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优秀的诗歌写作者。 [存在与现实] 现实是日常生活的外在表象，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是既成事实，它与人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存在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它不是已经发生的既成之物，而是人存在于其间的一种可能。描述现实，可呈现出一种历史境况，描述存在，可反映某个历史境况下人存在的可能性。对现实的记录不是文学，而是纪事（如新闻、纪录、日志等），对存在的揭示才是文学，它能意识到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和不确实性，是人类的精神发现，是跨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鸿沟而使两者融合的一种文学的努力。 [介入与静观] “介入”与“静观”其实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入世”与“出世”。“介入”是要与世俗事务自觉地纠缠起来，并希望在这种纠缠中对现实发挥作用或实现某种“承担”；而“静观”是远离或悬置世俗事务，以一定的距离去观看或见证世事、人事和世界。可是，无论是“介入”还是“静观”，只要是发生在写作上，它只能是文学的、而不具备世俗的功用性质，即使它的动机带有世俗的功用性。因此，尽管“介入”与“静观”的指向不同，但在文学的功用和实际的作用上，它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例如，杜甫的诗学偏重于“介入”，李白的诗学偏重于“静观”，他们同样抵达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某种真实。此外，文学上所指的介入现实，并不是对现实的不加选择的记录，而是对“未完成的现实”的一种文字上的完成。因此，将文学的功能夸大到可以干预现实的地步，要么是对文学完全的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地将文学拉入到政治与世俗事务的泥潭，其目的很显然越出了文学本身的边界。 [大文人与小文人] 文人的“大”与“小”，有两个向度上的座标：一是涉猎的面是否广博、是否将知识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二是在某个局限的文化领域里是否出类拔萃。如果这两个方面都满足，或者满足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我认为就是大文人。而两者都没有建树，那就是小文人。这两者是可以转化的，小文人可以成长为大文人，大文人可以堕落为小文人。应该说，是否是大文人，与所写的题材关系不大，而更取决于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即使一个把“时代”时刻挂在嘴边的人，如果其学识和对世界的认识极其肤浅，不能命中“时代”呈现的“核心问题”，那么即使涉及的都是重大题材，也仍然是小文人。如果一个在局限的文化领域里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比如在诗歌上、或者在小说上，他能洞悉存在的真实，能揭示人性深处的奥秘，能解剖出事物存在的肌理，那么他就是大文人。例如，解放后的郭沫若，天天写一些“时事”性的诗歌和文章，题材大得不得了，但他无疑已堕落为小文人。而卡夫卡只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他通过他的寓言见证了他的时代和人类的整个处境，因此美国剧作家WH?奥登就曾说过：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能说卡夫卡是小文人吗？因此，文人的大与小，从根本上应取决于文人自身成就的大小，而并不取决于题材的大小。同时，作为一门艺术的诗歌，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某个政治态度或现实需求的图解。
老问题的新警示——也谈“小文人诗歌” 沈奇
对常识的坚守总是很难的 朵渔 诗：现实经验的真切言说 荣光启 “小文人诗歌”作为一种无法言说变动社会的新的现实经验而在旧式题材、语言、修辞和形式上大做文章的诗歌现象，在今天再次遭到批评应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当代汉语诗歌的读者群落越来越小，诗歌越来越成为写诗者自身的事情，这无疑和许多诗人不能以心灵切入时代、诗作不能言说出复杂、变化的现实经验有关。对此提出批评的人一定是从个体生存的真实感受出发，痛切感受到我们的诗歌不能言说这个时代。他一定是在一种诗歌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中发出这样的呼喊的。历史惊人地相似，大约十年前，诗人西川就在一篇文章里以自身的痛楚隐喻整个时代诗人的问题，“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诗人深感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型，“使我意识到我从前的写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分”，“我不得不就近观看，我的象征主义、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无论从道德理想，还是从生活方式，还是从个人身份来说，我都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状态。”（西川：《大意如此·自序》，长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在对自我灵魂的反省和诗歌的抒情性上做得异常卓越的西川在一个转型的时代尚且怀疑自己的写作“有不道德的成分”、必须面临着修正。十年之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转型更加令人始料不及更加令人震惊，面对这样一个急遽变化的混乱、复杂的时代，我们的诗人，也许更当反省当下的生存状况，修正自己的写作策略。 “峰会”选在2006年是一件有意味的事，这不仅是因为历史时间的整数，更是当代诗歌的某种不良倾向到了一个警醒和刹车的关口。在现代汉诗的演变历程中，2006应是一个与1986相关的时间序列。1986年怎样？2006年怎样？发起“大展”的徐敬亚先生曾激动地写道：“……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予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满山遍野而起。……1986——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拒绝的年代’，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将八十年代中期的新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原载于1986年9月30日《深圳青年报》。）那确实是一个无法抗拒其到来的诗歌年代。但正如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大展”是“中国新诗史上既严肃，也‘嬉皮’的罕见现象：这大概只能出现在充满激情与希望的80年代。”（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第2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文学包括诗歌很难再获得“公众”、“社会”的集体认同。文化语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许多诗人不得不开始重新思索诗人的身份、位置和诗歌的真正功能。“1986年”已经永远逝去了。 但不幸的是，“大展”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和历史想像深入后来的诗人的内心。围绕《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论争和诗人之间立场鲜明对立的写作状态、接下来“70后”诗歌写作的出场、“下本身写作”的引起人们关注、“中间代”命名的仓促出笼等等，某种意义上都是“大展”情结的一种遗留和变相。历史已经转型，90年代中后期对于诗歌的境遇和问题应是如何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坚持真正的“个人化写作”。诗歌写作的重要问题首先也许是如何认识诗与现实之关系的问题。如何面对这个复杂而严峻的时代，是沉溺于网络论坛、民刊的各类小帮派自娱自乐还是调动所有的心智放下所有的智慧去体会真实的生存场景？谭克修批评“小文人诗歌”，他本人确实是以他独特的诗歌写作力图“见证”这个时代。他的《县城规划》、《海南六日游》、《还乡日记》等诗作确实是在努力传达出城市、乡村在变动的时代所呈现出的新的生存图景和新的个体经验，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文本序列中，是一部声效独特的“三重奏”。这又是一个必须追问“诗人何为”的时代：“要么自杀。/要么不食周粟，饿死首阳。/要么选择并承担责任。乌托邦正在死去，‘田园将芜’。”（于坚：《诗人何为》，1993） 我愿意将“小文人诗歌”仅仅当作一种深化现代汉诗的当下经验的言说的警示，而不是对某些诗人某些诗歌风格的嘲弄。这种批评与其说是对当代诗坛某些个体某种作风的不满，还不如说是激活诗歌的经验言说方式的一种有效机制。虽然诗歌不仅仅是感觉、经验层面的问题，但对时代的经验变化和新的言说方式的自觉寻求，往往能带来诗歌语言和体式方式的新的变化。
最近过多的发言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疲惫，突然对诗歌再也不想说话。但仍有两个半吊子说辞在我耳边响个不停，挥之不去。一个说辞是：地位卑贱者写卑贱的诗；另一个是：我就是一个俗人！ 富人是无罪的，但这说法在我们这个国度不见得就成立。事实上在这片国土上，大部分“大富”都带有一种血腥的原罪，这难道不是常识吗？与那些巨富之家相比，诗人手里那俩钱实在算不上什么，也就是刚刚步入中产。令人恐惧的是，刚刚衣食无忧的诗人，就敢瞧不上那些地位卑微的写作者。我不知道地位卑微者会写什么样的诗，我知道愤怒会出诗人，我知道杜甫在其最卑微的年代写出了最高贵的诗。我还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诗人们普遍地处在卑微的地位上，他们普遍的无钱、无权，无势，甚至因为写诗而自愿放弃了改变这一切的机会。他们也在写卑微的诗吗？ 在这个赢家通吃、权贵跋扈的时代，鼠目寸光的市侩主义和伪精英分子横行霸道，金钱成为一种新的羞辱人心的力量。当那些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放弃诗歌投身时代大潮的“弄潮儿”，在弄过潮之后，突然发现诗歌与金钱可以发生某种通奸关系，于是便带着一身恶臭的潮水，回来重操（读作四声）诗歌。而诗人群落中的婊子也不在少数，但她们并非都是“地位卑微”者。这种媾和成为这个时代最恶心的表演。“诗歌贵人”们的回归，不仅带来了大把的金钱、奖项，而且还带来了堂皇的说辞，“底层关怀”、“草根写作”、“批判时代”……在一个精英的、富贵的、时尚的雅座上放怀贱民世界，实际上沦落为一种富人的娱乐性的革命性言论，一场撒娇，一切都旨在表演，企图吸引更多的目光。当生活与表演失去了界限，一切便变得真假难分，不知道哪是真实的人生，哪是真诚的表演。我听说诗坛有个传说中的“富人俱乐部”，手里颇有些银子，正在招兵买马，准备搞出些事情来。而确也有些人，在“诗会”、“门票”、“奖金”、“宝马”的诱惑下，“力争上游”……卿本佳人啊，何必呢？ 钱对诗歌不见得是坏东西，但就目前来看，它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也许对于诗歌来说，它根本就不是个东西。嫖客可以不管婊子的高潮，而无论你给不给钱，你都必须对诗歌的高潮负责。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将钱与诗歌拉上了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被说得振振有词——人谁不爱钱呢？“我就是一个俗人”，因此，我爱钱！这种论调没有犯逻辑错误，它和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是一致的。“俗人”成了一个挡箭牌，以为可以在“俗人”的名义下干一切勾当，这不是对“俗人”的侮辱吗？“俗人”也知耻啊。问题是，你不是一个俗人。首先，你肯定不甘于做一个有钱的俗人，否则不会再回来与诗歌这个旧情人通好；其次，你不应该是一个俗人，假如你说你在诗歌之内是一个高贵（以区别与那些“卑微”者）、浪漫（以区别于那些“悲悯”者）、批判现实（以区别于那些“高蹈”者）的诗人，而在诗歌之外就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俗人”，这种角色的转变不仅有点躲闪腾挪，而且也将诗歌视为一种可以随时脱掉的“马甲”。你在金钱面前是一个俗人，难道你穿上诗歌的马甲，别人就认不出你了吗？ 诗人是社会的良心。现在，诗人成了社会良知的一面镜子：社会有多荒唐，诗人就有多荒唐；社会有多么无耻，诗人就有多么无耻，而且还会更甚，因为诗人聪明啊！在以“成功”为中心的伦理学的庇护下，社会整体羞耻感麻木了，这不再是一个正派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时代，谈“羞耻”，无疑是奢侈的。 200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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