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怒
（写于2006年5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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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者的痛苦传递给读者，需要一种能力。除了“痛苦”一词，还要有词语的氛围、句子的压力以及其他招致读者认同的“真诚”的“表情”。面对面，就轻而易举了：一间酒吧、昏暗的灯光、幽幽的曲子、定格在记忆某处的作者的脸。
因此，“痛苦”是能被表现的那部分——尽管“痛苦”一词有其语言自身的独立性；不能表现的，仅是一种尚未被命名的情绪。“痛苦”是说出的那部分，是遮去了脸的演员的肢体。
2
面对一个人，我说“我痛苦”，我可以以蹙眉或紧咬牙关或板着脸来表示；独自一人时，尽管心如刀绞，我却可以面无表情。
哪一种“痛苦”更强烈呢？我拿什么评判二者的强烈程度？
3
酒吧角落里坐着的那个人，他独自坐着，默默望着他面前的酒杯。
我们可以在其蹙眉或紧咬牙关或板着脸的表情中捕捉他可能有的“痛苦”么？表情具有令人置信的表现力吗？
当我们说“他痛苦”，我们是将猜测当作事实强加于他。
4
“痛苦”可以部分地被表现，但也允许被拥有不同知识和经验的读者误读。
一张“痛苦”的脸有可能也被允许误读为“一个鬼脸”。
5
以一个情节或事件使“痛苦”得以成立，并得以在情节或事件中获得内涵。“痛苦”一词的自由度便以这个情节或事件为其疆域。因此，“痛苦”不再依赖于作者的“表情”，也抛弃了构成其“表情”的任何形式而获得了某种独立性。
6
当我们说“某人在痛苦中”，只是说明“某人在一个已发生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令人难堪的？——角色”。这个句子只是对他扮演过程的述说和渲染；它是即时的、暂缺的、未完成的，有待于其他成分的参与、补充和支持。
7
“某人在痛苦中”，是将“痛苦”看作一个持续的毋庸置疑的语言学事实，从而使陈述显得可信。实际上它是一种诡辩术，它的语言学基础是作者读者双方对字典意义的刻意认同——不是相信，而是宁愿相信。
8
将“痛苦”视为一种观念，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对“痛苦”所能到达的表情的疆域的理解。“痛苦”是一种观念，而且，不是仅有具有这一表征的主体存在就能被获知的。
一种假定，只有在双方默许的条件下才得以成立，对“痛苦”及其内涵的确认也是如此。
9
某种表情指向某种情绪，总是莫名的、含混的、待定的，相反，它总是有着多重向度，在过程中等待作者的赋意。
蒙克的绘画作品《尖叫》以其命名“尖叫”将意旨限定在“尖叫”之内，而取消了解读中更加广泛的阐发和释义，比如《孤独》、《衰老》、《哑巴》甚至《耳鸣》、《流浪汉》、《私生子》等等。
就作者而言，赋意存在着某种可忽视解读的无限性和游戏性。同时解读也存在着忽视写作的这两种特性，如果读者足够聪明和愿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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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叫》中那张扭曲的、鬼魅似的人脸所能引起的联想，不是拥有这种表情的某一类现实形象，而是呼应于某种现实或现实中契合读者“痛苦”经验的某些事件。
通过事件的客观性不断加强作者的意旨，这是文本及词语的可怕魔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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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哭着”，在不同读者的体味中存在着显著差异，读者的性别决定着其中悲哀的深浅度；且被体味出的悲哀的内涵是不同的。
“他哭着”，在读者他的体味中与在读者她的体味中所唤起的主人公形象逡巡于软弱—多愁、猥琐—悲伤、哭鼻子的可笑—令人心动的可怜之间。
而用“她哭着”替代“他哭着”所能带来的读者反应更是效果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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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哭着”替代“他哭着”或“她哭着”是否会使这一陈述携带一定的自恋成分，并使读者觉察出自恋的踪迹？自恋是这个句子的画外音，它可以被有限度地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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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一个句子的主语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它会不会使句子其他成分引起的联想得到削弱或加强？而削弱或加强之后的联想会不会使句子的原有意旨变得恍惚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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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哭”，必须有若干张现实中的脸，使对“哭”的阅读服从于知识和经验。如此一来，作者的“哭”就演化为读者知识和经验中若干次“哭”的叠加，若干张熟识的脸的叠加。
来自于知识和经验中的脸似乎是“哭”这一行为的宽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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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哭成一朵花”。毫无疑问，在“她”和“一朵花”之间还有一个忽现的幽灵在，它是隐身的第三者，似她又似花，非她又非花。这个似是而非的混合形象是上述“叠加”活动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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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一朵花哭成她”，情形也是一样，只不过那个混合形象更偏重于人格化的“花”。“花”由此获得了“她”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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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不可以说“他哭成一朵花”或“一朵花哭成他”。
“他”所具有的概括性已使其成为“叠加”后亦即符号化的男性，是坚韧、刚毅、勇猛、洒脱或猥琐、张狂或颓唐、喉结粗大、肌肉发达等等特征的符码；不是一个，而是无数个的“叠加”。“他”的质素无法与“一朵花”的质素“通约”。
如果我们非要说“他哭成一朵花”或“一朵花哭成他”，即是打破了这个通约原则。而使这一原则得以继续成立的唯一做法是消除“他”的符码定性，掏空“他”以使之接近“一朵花”的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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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花”与“一束花”的隐义差别何在？
仅仅是简单与纷繁、冷艳与绚烂、孤零零与喜洋洋的差别？在这两个词语之间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更细微的感觉上的难以说清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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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花”与“一朵玫瑰”的隐义差别何在？
倘若在一个文本中，“一朵花”的形象源自于这朵玫瑰，那么在文本的持续展开中，“花”的原初形象是否能继续维持？换句话说，“玫瑰”对“花”的限定是否持续地有效？在什么情况下，限定会遭到干扰、抵制和破坏？
20
在“她哭着”和“一朵玫瑰”之间是否可以建立类似“她哭成一朵花”那样的内部可通约的隐喻体？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玫瑰”被自身限制的特征是否通约于“哭着”时的“她”？
21
说表情是由五官表现的，不如说表情是由五官中的几个局部决定的，比如嘴角、眼角等。
22
五官作为表现的器官，是被预先赋意的。像其他用以表现的事物一样，长期的语言（文化）赋意使它的每一次动作、神情均成为无法更改的意义显现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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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内心的悲伤？
如何知晓演员表情的真实性？
在一部戏——这个文本中，演员表情的真实性是没有必要探究的，只要他的表情与所表现的意义相一致。而演员内心与其表情的一致性可以搁置一边，它与这部戏——这个文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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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演员不靠其内心的力量又如何使表情与所表现的意义相一致？这样做是否会招致人们对演员表演真实性的怀疑？
演员常常面对的，是一群对文本疆域茫然无知的观众。
25
演员既是文本的演绎者，又是与文本不相干的局外人。
在一次既定的文本演绎中，我们分不清哪些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自于文本，哪些来自于演员。
用新演员替代老演员，或干脆用卡通人物替代，会不会使文本得到某种程度的复原？
26
或者说，在文本的演绎中，“复原”企图本来就是一个空想？没有第一个，第二个，也没有最后一个。无始无终。什么是可被演绎的文本原貌？文本物化的现实图景能否对应于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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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被导演演绎是公开进行的二次创作，文本被演员演绎是隐秘的、随机的、人格化的涂改。
28
演员是什么？
是那个被他扮演的人，还是只是一个道具？抑或是他自身、道具和那个被他扮演的人的总和？演员凭借什么使他和那个被他扮演的人达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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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那个被扮演的人，我将以什么作为尺度衡量扮演我的那个人与我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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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长着一张瓜子脸”，在“瓜子”的形状、气味、颜色、质地诸特征中，读者依据什么单单撷取其中的形状特征？什么样的读者会这么做？
“瓜子脸”是什么样的脸？为什么“瓜子脸”不可以是上尖下圆的那么一种脸？为什么不像“面如桃花”所意指的那样使“瓜子”的颜色特征得以凸现？
面对“她面如桃花”，读者又是依据什么单单撷取“桃花”的颜色特征赋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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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子与脸、面与桃花在某种特征上的相似性须得到作者读者双方的默认，但默认的基础或曰缘起来自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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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随意地修饰或限定“一张脸”吗？
比如“一张橙子脸”、“一张糖果脸”、“一张巧克力脸”、“一张芭蕉脸”、“一张兔子脸”、“一张蚱蜢脸”，诸如此类。
33
“我们在小树林里摘桃子”——一个老朋友在同你回忆往事，可你怎么也想不起有过与他一起摘桃子的经历。是你忘了还是他在臆想？这种经历的真实性如何界定？经历的意义在于亲历者或目击者的认可，如果得不到认可，它就会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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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次经历只有两个亲历者，其中一个不认可经历的真实性，那么经历的意义何在？
如果有三个亲历者，其中两个不认可呢？
35
如果一次经历只有你和他两个亲历者，那么在“确有其事”与“是他的臆想”之间有什么区别？在“你遗忘了”与“子虚乌有”之间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区分对谁才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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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历史）的重构需要亲历者和目击者的叙事、相互取证以及不在场的读者的信赖。三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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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历史）的真实性掌握在亲历者和目击者的手中。此时，往事（历史）的真实性便等同于其叙事的真实性。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取证，或仅能取得指向自身的无效证词，只有引导读者的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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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两个人可能对他们认识的某个女人的美丑持不同的看法，甚至相左至南辕北辙，但他们不可能为貂蝉、西施这些未见过的古代美女争论。
因为他们认识的那个女人是“可见”的，有“内容”的，而貂蝉、西施徒有形式，已成为美的一个符号。美丑的符号化或曰“文化化”使美丑的内容隐而不见，以此攫取了读者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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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蝉、西施作为符号化（文化化）的美女，她们已成为“美”的替代词或这个词语本身，它的内涵是不容置疑的。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必要置疑它，我们可以也只能将它作为“美”的替代词来使用。
40
我们不为貂蝉、西施这些古代美女争论，为什么要为同样是古代人物的曹操、宋江争论？不对貂蝉、西施作美丑价值判断，而对曹操、宋江作善恶价值判断？
美丑没有可喻性和可用性，善恶却有，是不是这样？
美丑不能作为现实的原型和隐喻，不能被意识形态化而成为对应于现实的政治脸谱，善恶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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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价值判断，美丑和善恶的根本区别何在？
仅仅因为美丑是外在的，善恶是内在的；美丑是表形的，善恶是表意的；美丑是生理的，善恶是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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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里赋予曹操一个固定的奸臣脸谱，是将善恶价值判断偷换为美丑价值判断，以表形替代表意，以生理特征替代心理特征，使其如貂蝉、西施之美丑，进而使它隐含的价值判断变得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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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曹操是一个文本而貂蝉是一个符号。曹操可以在价值判断的参考系里等待参与、比较、分析、阐释，他的历史意旨是可以被颠覆的。貂蝉却没有再度阐释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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