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中的隐逸情怀》

――读深圳诗人大草的诗集《白菜顶着雪》

　　斯诺瓦基曾说，“当森林燃烧，便无暇哀悼玫瑰”。这使在高度商业化的深圳写诗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所以，我对深圳诗人向来肃然起敬。

　　然而，摆在我面前的由深圳诗人大草写的这本诗集《白菜顶着雪》，多日来，我对它有话要说，又无话可说。有话要说，是因为其情其景我太熟悉了，记载着我们面临网络或诗歌生活时的相同际遇，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某些温暖的回忆；无话可说，是因为它太真实了，谁能对真实说什么？这些自传性的诗篇，充满了人生经验的真实细节，语言平易，亲切感人。

　　和六十年代出生的许多诗人一样，大草经历了被主流遮蔽期和自蔽期，长期处于地下或边缘，直到2000年触网后，他内心中的清楚和明白及艺术才华才得以显露出来，这类诗人还有张玉明，小引等。和六十年代出生的在新世纪前“成名”的诗人不一样，他们学会了用细致的手法表现内心世界，和对事物“独到的发现”，这种文风的“突异”（也许是基本的）改变，与其说是与当代“文学趣味”的转变有关，不如说是他自已成长的结果。因为气候不能保证一个森林里穿出等高的树木，而那些出类拔萃者往往是由自已的养分和空间决定的。大草曾说，“我站在叙述的门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我一生想写出的诗句”，“自然的美感，比逻辑的美感、修辞的美感更接近本质，是美的源头”等。这是一个很突出的转变。

　　这一转变，你可以看到：诗不再是隐喻的事了。它与生活在关联，互适中和解，以达到史蒂文斯所说的“融合体”（即种种所见所闻所知所感等融合（或综合、总合、整合、集成、统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从客观事物到主观感知最终都通过某种仪式性的沉思或冥想（meditation）而达到合一、和谐的高级形态）。这个融合体，一方面肯定了“美的源头”是“有”；一方面达到艺术的极致“无”，“有中生无”（杨黎语）。

　　这个融合体，在《行子》《雪》《苏州河》等大草的一些优秀诗篇中都得到具体体现，“掀开帘子，是个酒巴，还是静吧/一盏油灯让行子和我满面红光”，“我感受着内心的雪意。这座南方的城市/有三分子一的日子，被雨水打湿/却没有一次被雪覆盖”，“另一条船上/一个女人系着裤带走进镜头，没看清面容/就去了镜头外面”，同时又在创作于同一时期的诗作《错觉》中被揭秘，他揭穿了生活与诗之间习以混淆的界限，并保持了生活的清醒：

　　读一首好诗
　　想象端坐诗中的女人
　　举手投足带着墨香
　　这是男人们
　　特别是男性诗人们
　　经常发生的错觉
　　写诗的女人
　　往往走入人群
　　转眼就不见了

　　在当今流行的诗歌写作中，我们多是看到偏重于“我”的“浪漫”，或偏重于“物”的“象征”。“事实的诗意”及“线性”或“流水帐”式的呈现方式，却被当作异端来排斥，而正是这“事实的诗意”和“流水帐”式的基调性本自方式，成为当代诗歌又一个突出的“异”点。这个点，就是由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中的卓异者”建立的。我们说一首诗索然寡味，就是因为它背离了这个基调性呈现方式，物我对话关系建立的不协调，诗作为一个生态，它失去了应有的平衡。读大草的诗，他能有效地抵除这种隔感，并把自己置于与物非常融洽的关系之下：“我们走进高原的时候/高原也走进了我们（《九寨沟散章》）”，“他也曾进入过我的内心/欲望奔突。直到找不到草原和丛林/他才离我而去，不再回头（《老虎》）”，“她来了/我们互为阳光也互为植物/一起明朗也一起复苏（《阳光》）”。

　　给我记忆最深的是大草的《南山》，他“站在窗前/与一场大雨/及雨中的南山对峙”,通过对峙形成一种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在后来的行文发展中，细微地加入了某种不“协”， “像站在午夜客轮的甲板上”，看到或想起陶眼中的“南山”，都市的和田园的二种情景，在此形成对比和反差，显然这个南山已不是也不会是“采菊的老人”悠然见到的南山，他在大雨中和它对峙，并不悠然也不能悠然，而这个长时间的沉默，构成了他在生活隙缝中的短暂停留，隐喻了他在都市中的某种情怀。所以这种关系在最后也得到了融洽的处理，尽管不能作为一个直接材料，不能做为一个实际的理想来处理，已足以让我们为之动容。

　　其它还想说的是，对《窗户》《去远方》《给病中的诗友》《阳台》等诗的阅读，使我看到情绪巧妙地隐藏在了事件背后，可以算是另一个向度的写作，在这些新异的作品中，静依然是以一贯之的，构成全书的基调，甚至是大草诗歌趣向的基调。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一个诗人，他给我们提供了这份安静，已经足够了。快乐是更远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