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翰存

而我现在要谈论的，是诗人的角色转化问题，是诗人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诗人在不同的场合表现的或许就是不同的样子，他可能也暴跳如雷，也好色，也邋遢，在酒吧里喝醉酒骂人。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在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诗人中，留在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很有意思的。比如大家谈海子，谈海子那首脍炙人口的《日记》，“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但实际上，海子没有姐姐，所谓的“姐姐”是当年他追求一个女诗人而臆想出来的。又比如舒婷，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在语文课本里读她的《致橡树》，觉得她是想让女人独立，但后来舒婷来兰州，听人说，她很喜欢别人说她的好话，喜欢上报纸露脸，自身就显得很不“独立”。还有昌耀，这青藏高原上的大诗人，曾为我们留下那么高古和尊贵的诗篇，但他生前却很潦倒，甚至邋遢，土波特女人跟了别人了，自己住在单位的办公室里，失意之时，就把刚喝完酒的啤酒瓶子当成了尿罐子，完了也不收拾，让第二天上班的同事很恼火。还有那个伊沙，80年代写过一首《车过黄河》，“一泡尿的工夫／黄河已经流远”，何等霸气。后来写杂文，骂张艺谋、骂崔健，骂中国足球，但张艺谋和崔健每到一个地方，那是被影迷和歌迷们团团包围，前簇后拥，还要有警察把门，而伊沙到了兰州，曾被人当成小偷。

说这些话，并没有任何人身攻击的意思，何况对于海子、昌耀这两位已故诗人，我至今都充满尊敬。我的意思只是：就像周星驰在影片上下大异其趣一样，我们的诗人，或者作家，并不总是诗人和作家，在现实生活的不同场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有比较无能和脆弱的一面。一位不会写作的朋友经常批评我说，诗人和作家们一般都不懂“人事”。我对这话极为反感，屡次与之争辩，都没有说服他。后面静下来一想，或许他说的有一些道理罢。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瞧不起诗人，并因此而不读诗歌呢？我个人并不太关心诗人和诗歌的命运，因为诗人和诗歌自有它的命运，不是谁说怎样就怎样的。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句俗话改造过来，叫“谋诗在人，成诗在天”吧！不过有一个问题，倒是值得我们考虑一下的，那就是：面对现实，诗人如何调整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现实生活从多大程度上，支援了他的诗歌创作？

谢有顺在《文学身体学》一文中谈到了海子的诗歌，他认为在海子的诗歌中，你几乎读不到任何尘世的消息，你从中也看不出他是一个在我们时代生活过的人(就他的诗歌而言，你说他是生活在民国时期，或者生活在新西兰的某个小岛上，大家也会相信)，他的诗歌大多只关乎他的幻想，很少留下他身体生活的痕迹。这种看法我是很赞同的，这也就是很多人所崇拜和仿效的“神性写作”吧。所谓“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集合／神的故乡鹰在言语／……王在写诗”（《秋》），所谓“老歌巫第一个／坐在夜晚／所有的夜都是歌者之夜／像泉水一样清亮”（《太阳·断头书》），等等，都是拒绝对尘世发言，而力求与上帝对话的。像海子这样生活在迷幻中、让现实飞翔的诗人，中国诗坛上是很难得的，其魅力经久不衰。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子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梦想的诗学”。那么多人学他的诗，朗诵他的诗，并受到影响。但他却已经成为“天上的人”了，去年，有人在网上贴了一篇文章，“报道”海子卧轨自杀十多年来，他那尚在地上的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兄弟，是如何艰难生活的。

我对这一点耿耿于怀。不管什么原因，失恋也好，对现实绝望也好，想寻求灵魂的超脱也好，就那么草率地去死，太对不起他的亲人了。海子的父母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供他上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可能是指望跟着他享受一下“尘世的幸福”的，没想到却供出一个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这也从一个反面证明诗人面对现实生活的脆弱和无能。一心向着神和上帝的人，会不会被神和上帝接纳，这恐怕只有天知道了。我也读过《圣经》，只知道上帝其实最关心人类，让耶稣变成肉身，以人子的面目到处救赎苦难、传播福音，因此而被钉上十字架。那么，作为人类一分子的诗人，有什么理由不留恋人世，不首先关怀人类自己，而动不动就去找上帝呢？

更可悲的是，许多人跟着海子，喜欢凌空蹈虚，写出来的诗神神叨叨的，不知在说什么。如果说，海子有追求自己梦想和神圣事物的勇气，可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他的那些追随者就显得很虚假了。且不说没有那样的才华，就连起码的信仰都没有，更甭提为诗歌献身了。（敢自杀吗？）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太缺乏对现实的发言能力，太缺乏对诗歌本身的自信，所以就装神弄鬼，把真实的面目藏起来，姑且糊弄人罢了。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每天都发生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从没见那个诗人站出来，用他的诗歌，说上几句震撼人心的话。时间长了，让他说，也都头三不知脑四了。

海子当年也想“现实”一下，写过歌颂雷锋和毛泽东的诗歌，但却明显地“露馅”了。“又想起你撞开门扇你怀抱春天／你坐下。快坐下，在这如痴如醉的地方／春天的一生痛苦／他一生幸福”（《秋日想起春天的痛苦 也想起雷锋》），我不知道春天怎么就痛苦了，雷锋怎么就幸福了？难道凭借雷锋日记里的“豪言壮语”和意识形态对他的宣传，就得出如此结论吗？还有这首《秋天的祖国——致毛泽东，他说“一万年太久”》，更是荒唐透顶，不可理喻：“土地表层 那温暖的信风和血滋生的种种欲望／如今全要化作尸首和废料 金角吹响／如今只有他 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把春天和夏天的血痕从嘴唇上抹掉／大地似乎苦难而丰盛”，这样的诗句，我怎么看都不像是海子写出来的，倒像是一个嗜血的刽子手的独白。在他看来，血流成河尸堆成山的杀人者反而有理了，成千上万的冤魂倒应该跪下来请求暴君的宽恕。这真是岂有此理！海子在这些问题上混帐如此，难怪他要逃避现实，搞他的“神性写作”了。

由此可见，所谓诗人，面对现实是多么糊涂和无知，同时，他们为什么又不敢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打破诗歌的神话，让诗人们回到常识。这么说，并不是要让诗歌变成“非诗”的东西，我在这里谈论诗，就是指符合文体要求的艺术意义上的诗，并非不分畛域，赞成那些分行的口号或标语。问题是，诗歌难道只有对现实问题保持无知和冷漠，才能成其为诗吗？一旦进入常识的领域，就不是诗了？如果真是这样，诗歌受冷落的命运也就是应该的，自然而然；诗人也没有资格指责现时代的人读不懂诗，不读诗。相反，我们应该记住阿尔多诺的一句话：“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有些诗人可能不知道“奥斯威辛”是指什么，所以我把这话改造一下：在文化大革命和八九事件之后，写不恰当的诗，是可耻的。

而诗人们忘乎所以的自我膨胀，则显得更加不可思议。2004年3月，由《星星诗刊》、新浪网、南方都市报联袂举办的一次大型活动——“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终于出台了，用《星星诗刊》执行主编梁平的话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黄金组合”，“积蓄了近二十年的强大的诗歌力量”。我被这话吓住了，赶快去买了一本回来，一看，顿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哪里是什么“甲申风暴”呀，明明是一场用嘴巴吹起来的沙尘暴！那么多的诗，那么多的诗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纸上来的，网上来的，从头读到尾，没有一首作品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许和1986年的那次诗歌大展相比，这次展出的产品从总体上“成熟”了，技术熟练，方法高明，风格多样化，但我总觉得缺少了一种什么东西，一种有冲击力的东西。

诗展的开篇是一个叫丁燕的女诗人的诗《我还是葡萄》：“从那一滴夏雨开始／我们一直都是湿的／而现在飘浮在空中的／是春天里最后一朵雪花／那最小的打击和它张开的拳头／让我看见了四季的灰烬／和轮回的火焰”，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除了语言和修辞上的一点特色之外，死活看不出这首头条诗究竟好在哪里，整来整去，还不就是一串变味的葡萄么？还有就是被称为“诗歌大省”的甘肃诗人的作品，因为我是甘肃人，所以很关注本土诗人。大展里选了古马的诗、叶舟的诗、阳飏的诗、唐欣等人的诗，深为感慨。古马写了一个“红光临盆的黎明”，叶舟写了一个“黄河上游”，阳飏写的是“大地湾遗址”，唐欣写的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泪流满面”的蓝天，看上去一个比一个凌空蹈虚，一个比一个形而上，也一个比一个奇怪。于是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海子，想起他的那首《耶稣》，“从罗马回到山中／铜嘴唇变成肉嘴唇”，看来，海子是多么聪明啊！他懂得让“铜嘴唇变成肉嘴唇”，而我们的这几个诗人，却反过来让“肉嘴唇”变成了“铜嘴唇”！其中叶舟最来劲，他用“乃是”起句，“乃是洞窟中飞天女神的裙裾，乃是经卷上／锈蚀的文字……”然后一口气排比下去，从羊皮筏子到流沙坠简，从游方的僧人到丝绸路过兰州，到羊肉的腥、到半本繁体字的诗经，然后嘎然结尾：“乃是／1974年夏天的午后，我在课堂上遗精。”这更绝了，索性一下子把“肉嘴唇”变成了“肉鸡巴”！

参与诗展的谢有顺在后记里说：“就是历史上的诗人集体复活，也不能阻止新一代人写作诗歌的激情和欲望。那些妄言现在没有好诗的人，决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显得理直气壮，气势凌人。经“新锐批评家”这么一推理，谁还敢“妄言”现在没有好诗，以致于背上“不诚实”的罪名。但我想问的是，怎么样的诗是“好诗”，现在哪些诗是“好诗”，你能给我具体说出个一二三来吗？不写诗的谢有顺具备不具备“说出”好诗的能力？还谈什么“历史上的诗人集体复活”，那纯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假设。退一步，即使“老朽们”集体复活，又何谈“阻止”？至于吗？有那个必要吗？李白永远都是李白，杜甫永远都是杜甫，他们只会写自己的诗，才不会浪费宝贵时间，去干阻止别人写作的勾当呢！至于结果，那就不好说了，杜甫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把自己写上了文学的高峰，而现在自称“有好诗”的人，千写万写，可能连什么都不是。如此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谢有顺说：“现在的诗歌界，好像再一次陷入了‘写什么’的深源，‘怎么写’反而退居其次了。”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忘记了诗歌界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存在，即：许多人现在好像陷入了“怎么写”的深源，“写什么”反而退居其次了。虽然有些诗歌“题材越来越大胆、放肆，语言越来越粗俗、赤裸”，但大胆，能大胆到什么程度呢？敢越雷池半步？现在纸质报刊有人审稿，网络上注册发言要签“协议”，甚至有网络警察，所以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大家都清楚得很，没有什么深渊可陷。但正因为如此，“写什么”就显得异乎寻常地重要。在“不准你写什么” 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之前，“写什么”的问题，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方面，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诗人比现在的诗人做得更好，北岛不就是一个例子吗？他的诗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中，起到了那么有震撼力的作用，以致于作者都被迫逃到海外去了。

正因为现在缺乏像北岛那样敢于“写什么”的优秀诗人，大家才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怎么写”的深源当中，咬着技术的尾巴转圈圈。虽然可以“玩”的很好，很精致，花样不断翻新，但终究由于缺乏“文学干预现实”的勇气和能力，就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至于谢有顺所说的“语言越来越粗俗、赤裸”，只是目前存在的“怎么写口水诗”中的一个小问题，是属于“非诗”的东西，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