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会议未能找到圆满的标准。 
--吴越诗会笔记 

张者 

叶延滨（《诗刊》常务副主编）：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圆桌会议。诗歌讨论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会下比会上友好，一开会谈到理论就打架。这几年大家不断地磨合已经可以坐在一起谈些问题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中国诗歌历来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体，是一个单一的格局，很多人的思路仍停留在二元对立的层面上。缺少以对方的存在作自己存在的前提。多元格局的形成才有今天诗歌标准的讨论。很多优秀的理论家只为某一个流派提供着理论弹药，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多元共存的大格局下，他提供的理论弹药是准备消灭另一个流派的。我们新诗标准的讨论首先承认多元格局，承认作家艺术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寻找的是共同沟通的桥梁，这就是诗歌的标准。你可以是最传统的，但诗歌中应该有现代的因素；你可以是最前卫的，但应该保留着诗歌传统的因子。在最传统和最前卫之间总要有一个标准。这样诗坛才能找到对话的基础。 

梁平（《星星》执行主编）：关于诗歌标准不是能坐下来通过讨论就能确定下来的。但作为诗歌刊物的编辑在选稿子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我们把它称之为标准也是合适的。我们不能为诗歌定标准，但编辑在选稿时什么稿用什么稿不用本身就有自己衡量的标准了。每个编辑手里都有几把尺子（传统的、现代的），看什么风格的稿子用什么尺度。 
就《星星》来说，我们要用的稿子最起码有两个价值取向，一个是美学价值，一个是精神价值。作为美学价值来说，一首诗的语言的叙述、形式的表现、技术的处理应该能提供给我们一些新的经验；作为精神价值来说，一首诗应当给我们一个新境界，直指内心还没有触摸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尺度。 
现在诗界多元的格局已经形成，多元形态的方式已经存在。我们主流的诗歌刊物所展示的诗歌现场只占中国整个诗歌现场的半壁江山。网络诗歌、民间诗人的写作我们主流的诗歌刊物还没能展示出来。我们的刊物要想办法和整个中国诗歌现场对接。在刊物上搞一个小栏目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我们国内的诗歌网站已有100多家了，每个网站的点击率有几十万人次。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刊物有几十万的发行量是什么概念。虽然网络诗歌和民间诗人写作泥沙俱下，没有进行精选处理，但是他们的阵营已经形成，有一个很大的场合，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必须设法和他们对接，只有对接之后才能把握整个中国诗歌现场。在对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进行过滤、筛选，这对整个诗歌的发展也是一种引领，这也是我们主流诗歌刊物的责任。同时我们还要和世界诗歌现场进行对接，迅速翻译外国诗歌，使中国读者在同一时间阅读到外国优秀的诗歌作品。 

王明韵（《诗歌月刊》主编）：现在诗坛虽然无绪混乱，但多元的格局非常好。这个诗坛确实很美丽。什么前卫、传统、网络都有。中国诗歌就是在这种多元共存的格局中不断发展的，虽然艰难但一直往前走。诗歌的标准当然不是数学公式，但标准是切实存在的。比方"无难度"写作，无难度也是一种标准。无难度写作轻意放弃一些东西，随意性太大。其实写作就是不断地寻找难度，不断地突破难度的过程。我是主张严肃写作，灵魂写作的人，这个社会可干的事很多，既然选择了写作就应当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良心要有所承诺，写作者要有真情实感，不要虚情假意。一个人如果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出的作品不可能有穿透力和震撼力。还有一些诗人缺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精神，他虚弱而又怀疑别人。其实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是从新构筑自己的开始。整个诗坛混杂一些是好事，最起码激活了诗坛。比方网络诗，好诗不多，但把气氛搞得很热烈，气氛很好，为诗歌的发展推波助澜，起到了好的作用。诗坛要开放，诗人要自由，但在自由中不要失去自我，多元是时代的进步。无论是先锋的还是传统的，而优秀的部分都是先进的是相通的，水在百米之下都是互流的。这就是新诗的标准。 

子川《扬子江》诗刊主编：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和文学形式成为可能都离不开两个方面，读者和作者的交流。如果一个作品不能和读者交流就不能叫文学作品。这就存在读者如何接受诗歌作品的问题。在这里我并不是侠义地讲诗歌读懂读不懂的问题。读者是一个很大的群体，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使诗歌作者和读者进一步扩大。而网络诗歌是诗歌的卡拉OK形式，五音不全也可以唱，歌唱家也可以唱，网络诗歌泥河俱下。由于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严重地滞后，从小学开始进行的诗歌审美教育很陈旧，使年轻一代的诗歌审美就有了问题，同样诗歌的标准也就成了问题。前几年，大批中学生迷恋汪国真的诗，对于一部分年轻人来说汪国真的诗就是好诗。诗歌审美教育限制了他们的视野。有些好诗是他们不能接受的，看不懂。所以我们讨论诗歌的标准不能游离诗歌的审美教育。我们的刊物要承担起对大众进行诗歌审美教育的重任。针对网络诗歌我们是不是有责任把"卡拉OK变成音乐学院"。我认为网络上的诗歌审美还是汪国真时代的审美，如果我们大众的审美只是这样一种审美的化，那我们的理论家无论怎么寻找也找不出一个让大众认帐的诗歌标准。所以我认为诗歌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标准，是无法固定下来的。 

刘松林（《诗选刊》副主编）：我们读诗、编诗、写诗这么多年，好诗究竟是个什么标准在我们脑子里始终是飘忽游离的，是事而非的状态。通过一次二次地专题探讨可能也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大致的指向脉络是应该能找到的。要为诗歌找一个标准是困难的，因为诗歌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诗歌标准的多样性；强大的传统文化与新诗的交融决定了诗歌的多元性；诗人写作才能与立场的差异决定了诗歌标准的丰富性；人类文明的不断演义也决定了诗歌的动态性。好诗是客观存在的，好诗能强烈地作用于我们的情感，唤起人们内心的经验，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当你再次阅读时依然是那样鲜活宝满，扬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读到这些诗直觉就告诉我们这就是好诗，所以好诗标准是历来就有的，只不过处于飘浮游离的状态，有待于我们去进行理性概括和提升，使之敞开。诗歌的标准是不同的审美元素，不同的诗学流派的一种贯穿。 
诗歌标准应该是艺术地呈现人类精神中崇高、普遍、永恒的部分，就是那种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它必然是人性中真、善、美的方面。在这里我推荐一首我认为的好诗。这首诗叫《呼唤》：在一个繁华闪现的早晨/我听见不远处一个亲切的童声/他喊妈妈/几个行路的女人和我一样/微笑地回过头来/她们都认为/这声鲜嫩的唤呼/与自己有关…… 

冯明德（《散文诗》主编）：谈到诗歌标准我想起了酒。酒可以有高度的，有低度的，有红酒、有白酒，无论是什么酒，它应该是酒而不是水。不管是低度的还是高度它肯定是醉人的，如果是诗就首先是让人动心的。这就是界线，这就是标准。 

何锐（《山花》主编）：目前的诗歌写作立场，表现对象，表达方式，美学风格，传播媒体，社会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变了，创作上越来越多元化，有了多重的标准。"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各种流派都有了自己的标准。我认为诗歌不同的标准对内应当强化诗歌的诗性，对外则应该互相宽容。目前文学的无难度写作以及非诗化倾向十分严重。有些诗人写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诗，还有一些不是诗人的人混迹诗界写的本身就不是诗，既便出了几本所谓的诗集，但是我认为没有一首是诗，根本没有达到发表水平。有些文学新人虽然没有发表过东西，但往往出乎不凡。我们《山花》最近退了不少名家的稿子，名家约稿难，退稿更难。文学创作往往是从诗起步的，诗的来稿量最大，从来不用组稿。诗歌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写作，诗歌读者量很大，《山花》发行量虽然不是太大，但往往是写诗的订刊物。 
我们高举"文学精神，视觉人文"的旗号，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曲有源（《作家》杂志编审、鲁迅文学奖（诗歌）获得者）：作为一个编辑我编诗的第一个标准是以诗人的标准为标准。尽量把自己的好恶放在一边，去理解去感受诗人们的最新作品。既使是自己看不懂的诗也有上、中、下之分，通过自己的艺术知觉把好的选出来，但要警惕选错了，成为外行。再一个就是抓住诗坛最活跃部分通过刊物呈现出来，一但发现了一个新的苗头，新的潮流立刻跟踪关注，抓住那些最活跃的人，第一时间反映诗歌现场的潮流。刊物要记录中国诗歌的历史。第二个标准是以编辑的标准为标准。我喜欢的诗人我会跟踪，然后集中推出他们的新作。这考验一个编辑的水平。我当编辑的三十多年中，我很少读书，大量地读稿子。做为一个诗人应当也有自己的标准。不被历史掏汰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叶延滨（《诗刊》常务副主编）：新诗创作标准就是要在各个板块之间找到一个对话渠道。无论是评论家、诗人、还是创作者应当面目清楚，应当从面目模糊的旗号中脱离出来。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在一个旗号中有真货也有假货。我们现在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时代，流派很明显是一个商标现象。我们首先关注的应当是在这个商标群体中间的优秀的个人写作者。比方"下半身"的群体中肯定有写得好的，他写的好并不是因为写"下半身"写得好，也不是因为他在"下半身"的旗帜下写得好，而是他的"诗"本身写得好，和旗号无关。在"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中有些也并不是知识分子，一没有文凭，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只不过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写作者成了哥们，混在一起也成了"知识分子写作"的一分子了。现在的流派和过去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流派不同，几个人酒一喝是哥们了，就在一个旗帜下了。所以面目清楚对于创作者十分重要。一个编辑不要被飘扬的旗帜影响了眼界，要善于从旗号下找寻优秀的个人。我们这次讨论不寻求一尊，或者寻找一个正确的标准，但通过讨论之后对诗歌的标准面目应当清楚。我们希望创作者自己给自己定下一个标准。标准就是难度，没有标准的写作就是没有难度的写作。我们的一些编辑都是诗人，我们不希望把自己创作的标准带到编辑的标准中去，同样我们也不希望批评家的话语标准强加给作者和编者。诗歌标准应当有三种立场，编辑的、作者的、批评家的。三种立场是可以对话的，但是不能互相代替，整个诗坛想统一在一种话语下是不可能的，但面目清楚是很重要的。 

高洪波（《诗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新时期有一个真理标准的讨论，新世纪我们对诗歌标准进行讨论，这很有意义。现在的诗歌已走出了低潮，诗歌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强调标准不是用一个模子压出来的，诗歌标准是一个不断后移的地平线，只有多元共存才有生机。我希望各家刊物团结起来，共同繁荣新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