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四个傻问题--对当下诗歌的直接表达

陈超

当下诗歌面临着许多"问题"，其实任何文学艺术形式都面临着自己的问题。"问题"在此不是个贬义词，"问"和"题"是可以相互打开的。有些问题是真确的，可以回答；有些问题是虚假的，可以指出其虚假之处后扔到一边不再搭理。下面，我谈谈对当下诗歌界四个显豁问题的看法。我要求自己笔随心走直接表达，不绕弯子，不玩"学理"。因为，诗论界的问题就是绕弯子，玩学理。在正文之前，让我先把这个"问题"废掉。
　　（1）为什么诗歌读者如此之少？
　　用不着争辩说诗歌的读者不少，大家心里都清楚，它是很少。你到书店看看，几千平米的地方，诗集只有可怜的一平米，人们说，是诗写得都不好，所以没人读。这是市场经济时代最省事最振振有词的说法。但我认为，这是胡说。近视新诗八十年的历史，现在的诗可以傲视过去任何巅峰时期的诗。我看艾青、戴望舒、冯至、徐志摩、卞之琳、穆旦的诗，从意蕴含量到技艺含量，是在北岛、多多、西川、于坚、柏桦、臧棣等人之下。而且，就数量而言，当下能数得上的优秀诗人，比之过去八十年还要多得多。
　　诗歌读者少，是这个时代的羞耻，而不是诗歌本身的羞耻。就总体精神状貌而言，这个时代的读者是实利型的读者。他们需要现世现报的东西，"有用就是真理"。他们活得忙忙叨叨，仅有的余暇要用来找刺激。肥皂剧、小报、流行歌曲，是他们本能的选择。小说的读者较诗歌为多，是因为当下小说打点儿情欲的擦边球；散文的读者较诗歌为多，是由于散文可以窥秘，或可以摹仿"识字人"的生活方式使自己附庸风雅。说到底，这都是不同半径的同心圆，那"圆心"就是"实利"。
　　这时代特立独行的人太少，关心灵魂问题的人太少，受过合格的艺术教育的人太少（瞧瞧那些大学的文学教师、博导，他们怎有能力启发真正的艺术趣味？）有沉思默想习惯的人太少，能体会语言本身劲道的人太少，有内在情趣的人太少，容忍奇思异想之无用性的人太少，安静地坐在家中阅读的人太少，有诗歌敏识力的图书编辑太少，够格的文学出版社社长太少（或没有）。
　　因此，我的看法是，人们不读现代诗也不是什么过错，他们与诗并无仇恨，只是没有任何关系。既然没有关系，就不必以全称的"读者群"来比照现代诗的冷落了。写好写坏，诗的读者终归是少。我要反对的是那种认为是诗都写得不好或用"看不懂"来指责诗人的人。我的观感是，"能看懂"的诗占绝大多数，如报纸上的，《诗刊》《星星》等各类刊物上的，他们也不看或看不上，他们专拣看不懂的诗看，结果一肚子憋闷。他们是想求个调合，"又懂点又不懂"。他们需要平均数水准的诗，比如余光中之类。余光中的修养是一个油滑文人的修养，文人的写作兼顾个人性情和读者接受这两方面。而纯粹的诗人，面对的是生命体验与语言的奥秘，是诗本身的成色。因此把诗写好就是了，读者少虽令人叹息，但也是诗人无法改变的。这不光是中国的现实，也是全球的现实。
　　（2）为什么诗歌界纷争不断？
　　我亲临了"盘峰论争"，也目睹了网上的"沈韩之战"。这连续的两场争战，给人造成诗歌界纷争不断的印象，似乎诗人很少写诗，都论战去了。
　　我反对人们以论战来指责诗界是"浮躁"的。小说界没有论战，但分歧是明显的，只不过表面上一团和气。小说家也有"一时性起"争起来的时候，那是与出版社，为稿酬，为版税。我接触过许多小说家，他们之间背后互不服气，但面上仍是"你写得很好哇"。与诗人相处久了，对小说家的伪善做派特别不习惯。
　　说到诗歌界纷争不断，首先就是因诗人有啥说啥，源于心中的诗歌理想。在一切都变得无可无不可的时代，诗人还保持了一份直率和天真。
　　"盘峰论争"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场正常的诗学理念的交锋，它让双方都有所触动。其实在论争之前，"知识分子诗人"的写作已明显加入了"世俗活力"；而"民间诗人"的写作已有朝向复杂追问的生存份量。因此这场交锋的恰当时间应该在1995年左右。只不过因为会议"经费"是一切的起点，所以迟至1999年才有了迟到的交锋。"知识分子诗人"为何反应激烈？因为他们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做的工作就是扩大诗的包容力，介入时代生存，追寻更内在的本土性。以此的匮乏来指责他们，就类乎于"诬陷"了。而"民间诗人"为何反应激烈？因为他们的诗也确实受到了某种忽视。我想，争论的核心本应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说，我并不缺少你们所希求诗歌拥有的东西，有我的诗为证；而"民间诗人"应该说，我的诗在另外的向度上非常有价值，但现在的诗歌气候是漠视它们，这不公平。但会议的气氛像是敌我双方的对阵，诗人置身于"战争"的激流中，似乎忘了自己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于是，一些伪问题变得像真的一样：是体制话语还是"民间"话语？是隐喻好还是口语好？是本土性还是"买办主义"？是北方还是南方？是历史还是非历史？……如此等等。这些似乎是两值对抗的问题，其实不存在。大家心里都清楚，没有人持体制立场，没有人认为诗歌就要排斥口语，没有人忽略本土性诗歌的建设，更没有人认准了"非历史"为圭臬。
　　我很讨厌有些诗人欺骗舆论的作法，人为地拔高"盘峰诗会"的意义。说它是"历史性的分水岭"。可能这些三流诗人没有出席过更有价值的讨论会，少见多怪。也可能他们对诗界固有的分歧所知甚少，将一场久久迟到的会议看做"正逢时候"了。我认为，这个会议的意义在于，"知识分子诗人"更坚定了自己介入生存，寻求本土性的写作道路；"民间诗人"也使自己的写作实绩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彰显。一个附带的收获，对我个人而言是，论争使我生机勃勃返回了诗的现场，而不是去谈抽象的"理论"问题。
　　"沈韩之战"中，韩东谈的是反对"文学等于先锋，先锋就要反抒情"；沈浩波谈的是韩东上世纪90年代的诗缺乏先锋性，是才子的小情小调。文学肯定不等于先锋，用"不先锋"来否认某些诗的价值，是偏狭的。沈浩波很年轻，我们也从年轻时过过，身体的状态，精神的状态，以及由此制导的诗歌趣味，的确与中年人不一样。这么看，沈浩波对韩东的批评是真实的，韩东对之的反诘也是真实的。我认为，韩东是极少数怀有艺术虔诚之心的诗人，甚至虔诚到了"死心眼"的地步。他上世纪90年代的诗更为稳定，极少闪失，内在而不争。如果说他上世纪90年代只有一首《甲乙》可谈，的确太独断了。沈浩波的评论文章，真名实姓，有啥说啥，这是可贵的地方；他对写诗这件事看得极为严重，这也是他的可爱之处。因此，我愿这场争论还愿到真正的问题，个人的真实境况。这里用得上一句俗话："说到趣味无可争辩"。而说到由年龄和经历造成的诗歌理想的分歧，更无可争辩。这两人各具自己的真实性，而此处却有些揣着明白却推波助澜的参与者，是不应该的，是在无聊的地点搞围观。
　　（3）"身体性"是诗的福音还是末路？
　　上个世纪90年代末，诗人伊沙等人倡言诗的"身体性"，继起的《下半身》诗人干脆将之作为诗学的关键词；诗人于坚也在此前将"身体性"视为诗的要义之一。现在，"身体性"几欲成为聚讼纷纭的词语，有人将之视为诗的福音，有人将之视为诗的末路。
　　对我而言，好诗不可能排斥广义的身体性，而身体性并不等于好诗。说到底，这是个语言表达的问题。
　　其实，朦胧诗人多多、芒克、严力，第三代诗人中的莽汉、女性诗、非非，其诗中均不乏"身体性"。只不过他们没有如此专注地使之变为一个标准。"身体性"在此是自然的出现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身体性"的强调提出，是针对诗歌界在素材上的"禁忌"、诗歌的智性倾向而发。我认为，"身体性"的含义应是广泛的，它包含人的感觉、生理体验、无意识的情绪、诗中生命的节奏，当然更包含人的原始冲动。世上之所以有"诗"这种东西的存在，就是因为人类感到有许多体验是"头脑"无法表述的。如果这么认为，那么"身体性"乃诗中应有之义，用不着如此费力地呐喊--这种呐喊，若在"十七年"，"文革"，乃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出，是更有意义的。今天再喊，难免有拿常识当秘密的味道。
　　其实，不管主张"身体性"的诗人怎样面面俱到地"论证"，我看他们实质上--有诗为证--是要表达原始欲望的冲击力，"性"题材的合法性。这倒使问题简单了。我不妨删繁就"要"，就说说"性"吧。
　　性，是人的主要体验之一。按照乔伊斯·布拉泽的说法，正常的男性平均20分钟想到一次性（当然不是规律性的"每20分钟"，而是"平均"，包括意识与潜意识）。因此，诗歌表现"性"，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人除了"性"，还有诸多时时伴随他们的"事"与"想"，因此，你不能说没有"性"的诗，就不够真实。小说家阿城就说过，文革时他感到匮乏的是食物和书，而主要不是什么"性"。弗罗依德的"泛性论"有其敏识之处，但将一切归为性，就显得神经质。许多精神分析批评家往往把一切凹圆形的东西（水杯、池塘、花朵、洞穴等）解读为女性特征，把一切长形的东西（塔、尖岭、钢笔、刀剑等）解读为男性特征。这是戴着"性"的有色眼镜看一切，有点幼稚，有点书生气，有点可怜兮兮。我不反对诗歌写性，我要反对的是将之视为"惟此为大"的教条主义诗学。我要反对的是以此为说词，使自己的诗具有题材上透支的优势。而考虑到某些"性"诗体现出的性别歧视，我要说，这里的"性解放"其实特别封闭，特别陈腐，特别封建，完全像是一群土鳖乍见红灯区的欢呼。
　　于坚强调"身体性"，他的"身体"是广义的。性与其它，都得以自然地呈现。他没有在相反的姿态上"谈性色变"。而许多诗人的性诗，却有着"谈性色变"的紧张感，"逾矩"的秘密快感，宣言感，自我感动的"破禁区"感，"我豁出去了"的自我恐吓的夸张感。这是没必要的，小伙子小丫头们。
　　因此，我的想法是，"身体性"的含义是广泛的，不要轻易为之划定畛域。性，是诗歌处理的材料之一，应平和视之。性，既不是高尚的也不是卑下的。我们在涉及到它时，不应自诩为什么"勇士"，更不应自贬为"我就是流氓"。这太可笑了，你就那么重要吗？只因为你突然知道你有"性"？--"身体性"不是诗的末路和福音，只是材料之一类。
　　（4）网络诗歌？
　　网络诗歌的兴起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近二年的事。网络诗歌的好处是，扩大了诗歌发表的渠道，增强了诗界信息流通的速率，并使许多在小圈子里彼此欣赏的诗人诗作，拿到诗歌的"广场"供人品评。
　　网络诗歌的意义恐怕也就是这些了。诗歌不管是网络的，还是纸质的，听觉的，它都应是诗。它的好坏本不应取决于发表的方式。
　　但是，目下的网络诗歌的确在不期然中受制于发表方式，带来它不同纸质诗歌的特性。这一特性或许是阶段性的、可变的，但那是以后的话题。就我目前的观感而言，中国的网络诗歌给读者一种预设的"阅读期待"：它是速读的、刺激性的、幽你一默的、"明白如话"的。诗，不是一种"一次过"的东西，必要的限速、停顿、潜思默吟、旁逸斜出的联想，如此等等，是读诗的一般状态。而网络诗歌，还没写呢似乎就"写好了"，你只会按照读者适应的方式写作，你担心读者立马撤页。因此，我们在网上读到的绝大部分诗，似乎生怕读者溜掉，诗人要来得刺激、"下作"，语句要通俗易懂，情境最好是日常琐事（越无聊越操蛋越好）。如果你不这么写，那你写的就不是"网络诗歌"。你硬贴上去，也没人看。有人说"网络诗坛是公共厕所"，我本人没这么绝对，我想说它是免费扫盲班，它让人觉得自己只要识字，就能写分行作文，文盲们互相传看，彼此哂笑，一哄而散。
　　网络，照说有个好处，就是不经编辑这道臭手，能够直言，弄好了就接近"诚实无欺"。但事实上不是这样。我看到网络上的诗歌争论，从泼妇、长舌妇或各类"事儿妈"那儿汲取了全部经验，互相造谣，无情诽谤，连骂带哭，党同伐异，你抄我袭，自取其辱。但不要以为我是捎带抨击一些恶俗的妇女，因为泼妇、长舌妇和"事儿妈"有一百条讨厌之处，但有一条根本的优点：人家敢做敢当，不玩阴的，鼠过留屎人过留名，是真名。而网上各类骂人的贴子，几乎全用他妈的假名，而且这都是所谓的酷哥辣妹们干的事。我有一从不读诗的朋友，却见天儿看网上的"诗歌论争"，还时不时打长话过来，向我转述那些阴损的文字。我骂他"真他妈无聊，怎么看这个"，人说"这不是诗人干的事吗？我追求诗意的生活方式怎么就该你骂？再说，该骂的首先不是我呀，我就是一恶俗的人，是烂鱼，我就爱看比我更恶俗的家伙干的事儿。"得，我不能再说啥了，人家承认自己是烂鱼。而那些诗人却自诩为什么"观赏鱼"呢。
　　因此，对网络诗歌，我的意思是，谁爱怎么写谁怎么写，因为诗人在此受制于读者。而对网络诗歌论争，我绝对反对任何化名的贴子。你想骂谁就请直呼其名并留下你的真名，这或许不无意义，如果网络文字成为你胡说八道、诋毁他人又不承担任何回应或责任的地方，那干脆废掉这一伪"论坛"，它半点好处也没有。
　　
　　以上拣了四个诗歌界的问题谈谈我的观感。读者若稍有头脑，就会知道这些问题离诗太远了，值不得如此认真地回答。但是，我本人因写过一些诗论文字，就被诗歌爱好者视为"有义务"回答他们问题的家伙。我一直懒得回答这些蒙昧的问题，可架不住人们年长日久的频繁"叩问"。所以，今天趁没事干，就顺手划了这篇文章。它把我写恶心了，回答傻问题会让你立马变得一样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