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民间”——读《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下）

六、爱情故事：老于坚究竟在和谁争雄

    还有其三呢。老于坚这篇文章状似指出"民间"与"诗歌堡垒"的对立与区别，那么，一切有别于"诗歌堡垒"，有别于"老诗人"的诗歌写作，理所当然地划归到"民间"这个大阵营中去，这是一条最基本的"统一战线"。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尤其一些"不善之鸟"还有可能飞落到重新回归后的中国新文学之诗坛的"坛主"位置上，这令老于坚十分不爽。众所周知，人们在介绍诗坛诗人时，往往习惯性地将于坚排名在第二位或更后面的位置上，仅管也是"在前排就坐"，但毕竟离"一导蹲位"尚有些距离。
    怎么办呢??
    这点小问题还用动脑筋吗？想想"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主席为搞掉少奇又是如何"炮打司令部"的？中国有几千年封建传统，这点小权谋还用得着手把手教会吗？也许有人会说这二者的联系未免太荒唐，未免太夸大其辞，未免太牵强附会，但仔细想想那个"盘峰大会"，它的内部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民间派"的"宣传部长"伊沙、"宣传干事"谢有顺、"皇帝之下半身新装"设计者朵渔、"小乳牙"沈浩波等人在他们的"诗歌理论"里已经阐释得明明白白，"地球人都知道"，于是，老于坚在这篇《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文章中就只高屋建瓴性地简单提说"知识其实乃是一种权力话语。尤其当知识分子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知识分子从50年代以来，背叛的就是常识，这种背叛是以投奔真理的名义进行的"。
    我本人并不反对诗歌作品的多样性，并不反对诗歌多种流派的并存，并不十分反对诗人们之间打情骂俏般的肉麻吹捧或拉帮结派、自动站队式地恶骂，但我坚决反对拿"知识"或"知识分子"当尿盆子，想扣在谁的头上就扣，想怎么扣就怎么扣。想想于坚、伊沙、朵渔、沈浩波，哪个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仅看他们收在《2000中国新诗年鉴》里的文章，不也是张口闭口左拉、马奈、弗洛斯特、荷尔德林？更有甚者，那个编委谢有顺竟然说过"诗歌是守护自尊的生活，还是守护知识和技术；汉语诗歌是为了重获汉语的尊严，还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我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会在他的内心迅速地做出决定"（《诗歌内部的真相》，见《九十年代文存（上卷）》），我说他是"剥皮大师"一点都不为过呢。
    出版家贺雄飞先生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乃社会的良知、真理和神圣的褒读者、专制体制的叛逆者，天生的职责就是批判和自我批判"。知识分子并不是不能批评，但是贺雄飞说，"即使他们中某些人的人品有问题，我也永远不会因此而失去对知识的敬重"。
    老于坚之流知识分子以褒读、践踏"知识"和"知识分子"名义来搞诗坛"争霸"，这与"文革"中打着红旗反红旗"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何其相似。
    沈浩波不是说了，"看看吧，叶芝、艾略特、瓦雷里、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这些名字都已经腐烂成什么样子了"，因此，前文说过老于坚"四两拨千斤"攻破"诗歌堡垒"自不成问题，就是对付统一战线里的"知识分子"，也是分而化之，唾而弃之，在我腐烂之前，也得先把你们统统剁碎、搞臭、呕烂，似乎只有这样，中国的新文学才能更快地"重新回归""民间"。老于坚不是说了，"帝国几度兴亡，民间没有兴亡"，似乎只有后死者，方才称得上"先锋"也。
    余杰说于坚之流"认知能力低下"我基本没意见，但用老于坚这一套来解释那个"盘峰大会"，解释"民间"与"知识分子"对立，解释诗坛"争霸"或"争雄"，说他"逻辑思维混乱"却不免过于武断。我说过，老于坚"鬼着呢，主意大着呢"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说的"其三"。
    收在《2000中国新诗年鉴》里的民间诗派"下半身"女诗人尹丽川一首诗《爱情故事》中写道："我整夜失眠/它在我体内/它不是我的。我多了个东西/---/我在清晨/吸了口气。你抽出你的东西/你拿走我多余的东西……"我想对于诗坛来说，老于坚们之所以不敢点名批评"诗歌堡垒"那些老诗人的名字，采取"阳奉阴违"的所谓不反抗姿态，却要旗帜鲜明地贯彻"盘峰大会"会议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于坚等诗人为核心的"民间"周围，深入揭批"知识分子"的反动腐朽本质，沿着"诗歌无愧于先锋"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大踏步地从文学史"退出"，以迎接中国新文学的"重新回归"，其行动的唯一障碍恐怕就是那个叫作"知识分子"的"多余的东西"吧。

七、"民间"：一条陈旧的旧窗帘

    知识分子诗人于坚说"知识分子从50年代以来，背叛的就是常识"。我在下面想要说的，《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一文充分说明，知识分子于坚不但背叛了常识，居然还好意思回过头来拿自己背叛的东西，当作抹布来擦别人的嘴。
    就说这个"民间"。"民间"在中国文化意义上是封建专制镇压下的产物，是独裁统治的附属品或牺牲品，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和异议之声。由于统治阶级残酷地剥夺了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限制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自由，因此，群众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无法自由出版自己的文学艺术著作，无法充分展现自己最大可能的创造力，因此，才出现了一个相对于统治阶级话语权的血泪斑斑的"民间"，仅举《红楼梦》的遭遇就很能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
    于坚所指的那个"腐朽的诗歌堡垒"，一帮不写诗的老诗人或越写越臭的"更年期写作"，就是他所说的"百年中国历史的结果之一"，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状，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但于坚同时又说，"在当代世界，以一个个体的力量要争取到发言权的机会几乎是零……所以诗人既要保持个人写作的独立性，他同时又常常不得不借助群的力量来发布自己的声音。"
    在这里，于坚犯了两个以上常识性的错误。发言权的取得绝不可能自上而下由"别人"恩赐而来，只能靠每一个个体以自己的力量，充分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争取每一个发言的机会，才能形成"群"，才能形成"民间"，他怎能连这个最基本的常识都要违背呢？另外，说诗人"又常常不得不借助群的力量来发布自己的声音"，这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一点，他自己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之所以称于坚为老于坚是有道理的。记得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就知道诗人于坚的名字，将近二十年来，我看到的他的诗歌作品几乎都发表在"非民间"的刊物上，发表在各种合法出版物上，凡是涉及到中国范围内的诗人作品，莫不把于坚的大名名列其中的。说出这一点，不知道那些将于坚划归"民间"阵营的诗人们是何感想？说穿了，两脚同时踏着"非民间"与"民间"大捞好处的，正是此于坚！正是这个曾经的"民间"诗人现如今又占着两个蹲位同时卖乖。不承认这个事实说不过去，显然有违常识，但承认了这个事实，他的这篇《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又有几文价值呢？那个实现了"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不同道路分野的"诗坛论争"又有什么意义呢？只要随便到图书馆翻翻那些已出版过的不计其数的公开出版物，又有哪几个诗人称得上真正的"民间"呢？于坚这不是拿被扔掉的抹布来擦别人的嘴吗？
    尤其是，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正以异常迅速的态势撕破言论自由的禁区，每个个体、每位诗人都能够借助这一媒体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诗歌作品，那个曾经被压制过的"民间"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
    关键在于，不论在互联网上，还是在这本公开出版物《2000中国新诗年鉴》里，我都没有看到老于坚公开指出那些"在前排就坐的"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没有那个魄力就不要装什么"民间"啦，就不要唱什么"先锋到死"的高调啦，还不如让位给老伊沙呢。老伊沙固然写过不少"屎尿齐出"的"臭"诗，固然是一名"民间诗歌运动员"，但他确实结结实实地"臭"过一批所谓的名人，确实有那么一股子真正属于"民间"的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返过头来看于坚，不是"阳奉阴违"，就是"民间不是一种反抗姿态"----丫，"民间"那伙人怎么如此看走了眼呢？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违背常识？
    在互联网时代，还故作苦相声称"个体的力量要争取到发言权的机会几乎是零"，声称诗人"常常不得不借助群的力量来发布自己的声音"，再祭一个伪"民间"来作"坛"布道，这个老于坚不但是老了不说，而且越发愚腐，与时代的发展极不相称，这样的人，竟然左一个"先锋"，右一个"先锋"，真是笑死人了。看看尹丽川他们在《新潮》上说了些什么，看看朵渔他们在《现场》里说了些什么，从发言权这个意义上去说，他们已经主"流"得快要溢出来了，老于坚却还扭捏作态说什么"在诗人中，我将是秘密的民族主义者"。
    《2000中国新诗年鉴》中选了李伟一首诗《一条陈旧的窗帘》："一条陈旧的旧窗帘/把我和世界/隔开"。在互联网时代，老知识分子、云南诗人于坚硬是用一条"民间"的旧窗帘把自己和世界隔开了，玩的又是哪门子先锋呵？在此，真应该感谢诗人李伟，感谢他这条"陈旧的旧窗帘"。

八、万事俱备，只待招安

    老于坚为《2000中国新诗年鉴》写的这篇序文《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虽然篇幅不长，但"看点"不少。
    前面提到过的，老于坚说过的"民间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能对任何一种主流文化都阳奉阴违"、"民间不是一种反抗姿态"这些话很耐人寻味。前面也说过，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说开，于坚在前十几年近二十年间一直在各种公开出版物中频频亮相，而在互联网时代却又强调"民间"（注意，没有"立场"二字），这种"民间"当然是牵强附会的，自欺欺人的。他认为，地下与官方的区别，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认识到这一点却又在官方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各种公开刊物频频发表作品，却又要"阳奉阴违"，那么他所表述的"民间"究竟意义何在呢？
    读了"思想格式化"网站上一位作者马克义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文人的"招安情结"》后，我又恍然大悟了，原来老于坚万事俱备，只待"招安"了！
    马克义这篇文章说，在古代中国，官场腐败，有很多文人怀才不遇，没有进身之道，就只能"造反"。造反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替天行道"。造反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某种"本钱"，有了这种本钱，就可以要挟朝廷"招安"。宋江成了梁山泊的头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想"招安"。
    对照之下，发现马克义这番话简直就像是一篇《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的读后感。
    比如老于坚哀怨地说，"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加入'未来主义'的大合唱，放弃了民间。强大的官方文学从此得以确立，这个官方文学体系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著名的诗人、作家无不是官方的"。"诗歌论争是民间诗坛的活力所在，害怕被诗歌争论换掉的，往往是什么也没有创造过的那些家伙，赝品、滥竽充数者；或者曾经红极一时，但早已经丧失了创造力，却还要靠着蹲位在诗坛混到死的家伙"。
    我倒很想知道这些混到死的家伙究竟姓甚名谁，但于坚就是不说。我也很想知道，他捡起了被50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加入大合唱后放弃了的"民间"，又能有何作为呢？原来竟也是"阳奉阴违"而已，"不反抗姿态"而已，这种"公公"式的"民间"、宋江式的"民间"，要它又有何用？或真如马克义所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某种"本钱"，就可以来要挟诗歌朝廷"招安"。
    老于坚在体制内发表了那么多作品，成了一位国内外知名的诗人，按说完全可以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不料十几年来，怀才不遇，竟没有老诗人为他让出一个"蹲位"，失望之下，又一脚踏上了"民间"这条船------却并不打算"替天行道"，正如他在文章中说李白"他不是歌功颂德的佞臣，他也不是愤世嫉俗的反抗者，他只是掌握了语言巫术的智者。他不是战士、匕首、号角。也不是敌人、叛徒。中国诗人既要承担诗歌制度造成的'地下'命运，又要重建和实现所谓'纯诗'的理想。"不难看出老于坚，脚踩两只船的功夫何等了得？按他这样一说，诗人简直成了鲁迅+周作人式的完美圣人了。
    老于坚脚下踩稳之后，便将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对准了知识，"知识其实乃是一种权力话语。尤其当知识分子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些言论和他那脚踩两只船的立场，不能不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极权专政的统治者的直接授意下，红卫兵和全国各阶层人民一道，将知识分子两面夹击，打为臭老九，踩上一脚，还永不得翻身。如今，老于坚两头捞到好处后，果然如马克义所说宋江之流"招兵买马，壮大势力"，往知识分子身上猛扣屎盆子，要找理由吗？那还不容易，伊沙、有顺、浩波、朵渔把菜都备齐了。
    曾听到过一种说法，之所以说当前前卫诗歌异常繁荣，前卫艺术空前繁荣，是因为这很合乎政府的胃口，你想啊，诗人们都"一把好乳"（沈浩波）去了，都"人工流产"（朱剑）去了，都"温柔地死在本城"（陆忆敏）了，谁还去捣乱搞什么民主自由哇了；前卫艺术家都到长城上裸奔去了（何成瑶），都去装置"苏小小"（杨福东）去了，都去表演"爱情寻宝图"（舒阳和玛雅）去了，挣钱还来不及呢，谁还有心思去丑化党和国家的形象呢？
    老于坚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70年代我是秘密的个人主义者。80年代我是半公开的自由主义者。我发现，从90年代末以来，在诗人中，我将是秘密的民族主义者"。这个老奸巨滑的诗人，不打自招，形势倒跟得蛮紧呢，果然是个投机分子呢，筹码就是"秘密"这两个字。是民族主义又能怎样？诗人难道连声明和维护自己信仰的勇气都没有了吗？至于今后他又会是秘密的什么主义，完全依形势来定，诗人老于坚暂时无可奉告喽。
    谁也没有强迫于坚去做什么，或不要去做什么。如果你抢不到"诗歌堡垒"里老诗人们的蹲位，臭不倒人家还要阳奉阴违不说，就不要再跑到"民间"来放出一个"秘密的民族主义"的烟雾弹来，故作"先锋"姿态了。美女们都脱光了，都用身体写了一本又一本"非民间"小说赚大钱了，你那点小秘密呀，趁早收起来吧，一旦秦巴子由"软"到"硬"，用他的上半身硬顶一下，恐怕你的下半身想被"招安"也没人要了。

九、常识：并没有人碰它，并不是我碰它

    诗人中岛一首诗，题目叫作《并没有人碰它，并不是我碰它》，我想用这句话来说明"常识"这个问题，再恰当不过了。
对于诗歌作品，可以看，也可以不看，它毕竟只是一种"虚构"作品，但对于有关评论文章，有时间还是应该多看看的，因为老于坚说过一句话"知识其实乃是一种权力话语"，我想到的是---"尤其当诗人，诗评家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权力话语在不违背常识的情况下，值得一看，值得关注。
    但是老于坚的一句话还是深深地激怒了我，就是那句著名的"可耻的殖民化'知识分子写作'"。
    对于诗歌作品本身的多样化，我一向持认同态度，或者按桑克说法，在理论上划分和归类的问题。比如《倾向》和《南方诗志》，我自己收有一套，里面的诗如果我不爱看，就不看，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比如"下半身"一些诗人的作品，喜欢的看看，不喜欢的一笑了之。但我就是不明白，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阅读常识"，为什么老于坚却要猛地给另一伙人扣上一个"可耻的殖民化'知识分子写作'"这顶大帽子呢？如果说文艺作品是一种"存在"状态的话，那么文艺评论就是一种"介入"状态，就是一种有意识而为之的话语权。我注意到，这种话语权的语气和"文革"相似之处在于，"一步到位"，一闷捧上去，要的就是那股子狠劲。
    假定真有那么一个如老于坚所说的"民间"，假定这个"民间"真如老于坚所说的那样"纯"，那么??那个与之相对的"诗歌堡垒"肯定是"可耻的"。可是翻开《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这篇文章，我看到，老于坚对那个"诗歌堡垒"用的最狠的词不过是"赝品"、"滥竽充数者"、"混到死"、"不倒翁"，还有一个"最恶劣的"，偏偏就不见了那"可耻的"三个字。可见，老于坚不但"先锋到死"，还"小气到死"，最重要的是"看眼色到死"。
    面对"可耻的"这三个字，我沉默许久，也许我把人类所有的罪恶都归结到这三个字里面，但我不理解老于坚为什么要用在"另外一些"写诗的同行身上？凭我多年当记者的社会经验，我认为这其中必定另有名堂，否则，这种说法不符合"常识"。果然，在《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这篇文章的第二段就找到了答案：老于坚说"民间一直是当代诗歌的活力所在，一个诗人，他的作品只有得到民间的承认，他才是有效的。"原来，老于坚在这里耍了一个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式的小伎俩，耍了一个乡镇企业家评选先进式的小伎俩，耍了一个武大郎开店式的小伎俩，耍了一个"老于坚借'民间'一有借无还"的小伎俩。老于坚真是太聪明了，真不愧集民间智慧之大成者。梁山好汉反贪官不反皇帝，老于坚也是反"知识分子写作"而"阳奉阴违"那个"诗歌堡垒"。
    余杰在评论于坚《忏悔是个人的自由》的文章《忏悔：从每一个个体开始》中说，"文革"并非于坚所说的"对历史和传统的全面否定"，相反，它正是传统中最具毒害作用的那部分因子最猖獗的泛滥。对此，余杰认为，于坚在这一基本判断上产生了重大的错误，那么他此后的论述就很难站住脚了。
    从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老于坚在《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中一会儿反"诗歌堡垒"，一会儿又反"知识"和"知识分子"。因为他对那个"诗歌堡垒"的反动性、腐朽性根本就没有做彻底的否定，根本就没有做深刻的反思，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坚决的对抗，也就是说，老于坚苦心经营了一个"民间"，不但对诗歌的历史和传统没有进行全面否定，反而与那个"诗歌堡垒"和平共处，脚踩两只船并内外勾结，反而出其不意地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下狠手。老于坚说了，"民间并不准备改造世界，它只是一个基础"，事实上，它并不准备改造的，只是那个"诗歌堡垒"与"民间"和平共处、"阳奉阴违"的诗歌"世界"；虽然它"只是一个基础"，却又要迫不及待地给"知识分子写作"来个一记闷棍，急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知识"也好，"知识分子写作"也罢，不是批评不得，但毕竟它没有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老于坚认为，所谓的"民间写作"与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根本分歧，是因为后者常常要标榜某种彼岸式的意识形态。如果彼岸式的意识形态中有代表人类积极向上的进步因素，为什么标榜不得？如果彼岸式的意识形态中有损害祖国利益、损害母语话权的不健康因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以任何方式进行批评乃至声讨，又没有谁拿着刀子逼着你从文学史"退出"啊。
    明明是你自己耍矫情，明明是你自己耍"阳奉阴违"，明明是你自己耍武大郎开店的小把戏，明明是你自己耍宋江式的假造反真招安，明明是你自己在施计抢"蹲位"，却偏要说诗歌被文学史"正当地"遗忘了。大家伙看看近十几年来各种公开的"非民间"的出版物上，哪些主要诗集把你老于坚的名字"正当地"遗忘了呢？
    总之，老于坚这种根深蒂固的"偏房意识"，不说也罢，说来真是话长。限于手头资料，点到为止，权当"啊呀"一声。

十、朵渔，你们所有人都会得到上半身的祝福

    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一点关于朵渔的资料，因忙于过年，还没有来得及看，只能就手头这点有限资料简单地说说。
    2001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有一天西安的诗人黄海送给我两本朵渔的诗集《重力使一切向下》（远方出版社出版，定价12元），其中一本让我转送给其他朋友。
    我很喜欢这本诗集。我离开西安到上海工作，随身只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他的这部作品。
    我对朵渔提出"下半身"这个口号并不十分反对，因为我并没有把它太当作一个问题。秦把子不是说了吗，"下半身的问题要靠上半身解决"。
    朵渔这本著作里有一篇随笔《献爱心》，说的是他1997年的一次西部之行，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送给一对为孩子求医的藏族夫妇。他写道："车子重新启动的一瞬间，两人突然跪倒在地，右手放在心口，朝着路的方向??于是我就哭了……"
    这段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也正是从这里，我深深地体会出朵渔提出"下半身"的真切含义。
    诗人可以不是战士，不是匕首，不是号角，但他有本能，也有能力去触摸这种真正的民间的----疼痛！
    作了十年记者，我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了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可喜变化，同时也了解到了太多的官场腐败等社会丑恶，但更多面对的，是那一双双求告无门的绝望的目光。当一个又一个或贫困或冤屈的弱者跪在记者的面前，我明白了"下半身"的含意：对他们来说，只有那用来下跪的"下半身"，才能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悲哀，绝望和愤怒！
    我也曾想过（其实许多人也都想过），这都是社会问题，是政府的事情，记者只管写好自己的报道就行了，或者如于坚所说，"民间"并不准备改造世界，它只是一个基础；诗人的悲天悯人呢？它早已发臭了，过时了，被沈浩波"啊呀"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们看到，记者们都去搞时尚报道去了，诗人们都去"屡尿齐出、肉棒齐出"去了，于是，那些下半身们仍然跪着，仍然默默无语，仍然求告无门，仍然处于"民间"的最"民间"！
    "下半身"写作的始作俑者朵渔打着"革命者"左拉的旗号为自己辩护。他引用莫泊桑的评论说，左拉是一位文学中的革命者，即一切陈旧事物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爱表现赤裸裸的真实，有时甚至做到了挑战的地步；他喜欢描写一些明知会激怒读者的事情，甚至把粗鲁的字眼硬塞给读者。
    如果朵渔肯定了左拉的革命性，就应该一眼看出，老于坚主张的所谓的"民间"，其实并没有把那个陈旧的、腐朽的"诗歌堡垒"当作不可调和的敌人，而是"阳奉阴违"，只是"偏房意识"太过强烈所流露出来的哀怨；相反，对于那个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知识分子写作"却如"毒妇"般枪挑针刺，急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于这样脚踩两只船的投机分子难道不该保持足够的戒心？左拉喜欢"把粗鲁的字眼硬塞给该者"，那么，朵渔所主张的"下半身"为什么不能把粗鲁的字眼硬塞给于坚这样的读者呢？或者硬塞给那个"诗歌堡垒"的老诗人们呢？
    左拉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充分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表现出相当巨大的不畏权势的抗争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难道"与西方接轨"的朵渔们仅仅满足于向一对藏族同胞献上那么一点小小的爱心？
    这本《2000中国新诗年鉴》第六卷的"诗歌理论"部分，收了包含不同观点的诗论文章。其实看来看去，不外乎是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写作技巧这个"方法论"出发，我倒是非常喜欢沈浩波那篇《在衡山诗会上的即兴发言》；从诗人的"世界观"出发，我非常喜欢王家新的那篇《从听众席中站起来的女生》；秦巴子的《我的诗歌关键词》和马策的《诗歌之死》虽然写得较为"酣畅"，实际上是把二者混在一起来说；吕德安那篇《天下最笨的诗》简直就是语无伦次，令人十分失望。
    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2000中国新诗年鉴》在附录中的《工作手记》"基本立场"中强调"它关注的侧重点和倾向不是诗人的社会学立场，而是诗人的文学立场"，如我在前面所述，恰恰是作为本书序言的于坚那篇《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既没有充分表明"民间"的真正的社会学立场，也没有明确表明出诗人的文学立场，而只是于坚个人的那种强烈的"偏房意识"的集中反映。除开于坚那篇"半梦半醒"的《诗言体》，第六卷中任何一位的文章放在本书头里作为"序言"，都更有可能增强编著者的说服力，增加书的"卖点"，从而提升"民间"的"话语权"。
    于坚在《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中虽然也"嘲讽"了那个"诗歌堡垒"，但他更看重的是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分歧，热衷于搞诗坛"分裂活动"；虽然树起了"民间"的大旗，却又搞了个"阳奉阴违"，搞宋江那一套；虽然声称"帝国几度兴亡，民间没有兴亡"，却又搞机会主义，搞自动投降，说什么"民间"的方向就是要从文学史"退出"。于坚这一套把戏，看多了，看穿了，也就那么回事了。读一读朵渔这首诗《你们所有人都会得到神的祝福??献给我的穷乡亲》，就会忽然发现，老于坚比起小朵渔，在思想境界上差距可大多啦：
    "你们要学会嘲讽、团结、过文明人的生活---全村庄的穷乡亲呀---联合起来！你们所有人都会得到神的祝福。"
    如果"民间"搞"禅让"，我主张把"坛主"的蹲位让给老伊沙最合适；如果"民间"搞民主选举，搞公平竞争，那我一定要把我神圣的一票庄严地投给朵渔：
朵渔，你们所有人都会得到上半身的祝福！

2002．2．15．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