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民间”——读《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上）

               一、恍然大悟：原来老于坚才是真“七寸”

    2002年2月10日，是农历蛇年的倒数第二天。这一天很平常，只是年关近了，人们都在疯狂购物。我约了上海几位写小说和写诗（当然也有的小说和诗兼写）的老朋友，在上海地铁陕西南路站的季风书院见面。
    季风书院是个规模很大的书店，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见面，是因为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悉。也就是在这家书店，我买到了一本由杨克主编、广州出版社出版的《2000中国新诗年鉴》（定价28元）。
    这本书的编委会编委之一有谢有顺。一提到这个名字，我就感到兴奋（就好象某位诗人所说，“下半身”那伙人，只要一被人提说或被批评就很兴奋一样）。正是这个谢有顺，为《1998中国新诗年鉴》写的文章《诗歌内部的真相》，被我称为“拉托高手”和“剥皮大师”（见拙作《令人遗憾的“硬伤”》一文），所以我很想知道，在《2000中国新诗年鉴》中，谢先生又有什么上乘表现，结果大失所望，没能觅得芳踪。
     但是有伊沙，有沈浩波，还有于坚等人。菜齐了，诸位都登场了----且慢，且听老于坚先念念有词一番，就是他为这本书所作的那个序：《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代序）》。看罢此文，我才恍然大悟：诗坛臭烘烘搞了个所谓的“盘峰论剑”、“二元对立”，搞出个“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这些鬼名堂，原来都和老于坚脱不了干系，原来老于坚才是真“七寸”呵！
     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传统，流传至今，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早被人抢走了，轮不到诗人们来抢），其中一部分糟粕被垃圾分类处理掉了，或被深埋、或被焚烧、或被“破四旧”、或自然腐烂化作肥料，但也有一部分通过生物链积淀下来，又通过各种形式传承下去。中国一部分（或相当一部分）诗人、作家就担当着这样的角色。就好比伊甸园那条永远比恶魔伟大的毒蛇一般。正如洪迪一篇文章《黑马之黑：伊沙三说》中激动地呼吁“中国新诗为什么不能有点无赖气质”一样，这条毒蛇-----当然，从动物保护的角度来讲，它也是人类的好朋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忽然成了“精”，或地痞、或流氓、或癞僧、或虐待狂与被虐待狂、或自大幻想狂、或狂犬症并发……整个诗坛（文坛）臭气熏天，乌烟障气。“民间”就像封神榜，就像江湖大旗，就像巫术实验，就像“红灯区”，各色人等闪亮登场后，老于坚大手一挥说：“诗歌无愧于先锋”！??先锋何辜呵。
     许多人见老伊沙为“民间”摇旗呐喊，拼了老命赤膊上阵，必然以为伊沙是“民间”这条毒蛇（民间有许多条蛇，有无毒蛇，也有白娘子这样美丽善良的蛇，此处专指有毒害人之蛇，特此说明）的要害，是其“七寸”，其实，这样的人是看走眼啦，是捉蛇不成要被蛇咬的。伊沙再“毒”，充其量只是“民间”的一颗“毒牙”而已，老于坚才是真“七寸”。或者换个说法，伊沙充其量是一名优秀的“宣传部长”，那个谢有顺连“部长”都不是，“宣传干事”而已。
     如果有人对我这个“恍然大悟”也有同感的话，那么好了，让我们翻开《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看看老于坚的“七寸”究竟在哪里。
     顺便提说一下，对于编者、著者、出版者的言论、出版自由，我本人持坚决支持的立场。只有通过每个人的不懈努力，在中国真正实现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那么，那个所谓的“民间”就如走了光的底片，意思就不大了，就不用被谁打作旗号，神神鬼鬼地作弄人了。
 
            二、 撩一撩小裙子：看看谁是真“民间”
 
     我有一位朋友，被人硬是指定为“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我始终认为他的写作和日常生活才是一种真正的民间状态。不料，有一天我问他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时，他回答说“是”，令我顿时语塞，愣了好久。
     在国外，一般来说，所谓民间指的是相对于官方的“非政府”，主要区别在于资金支持和意识形态背景，这是一种简单的划分，因为只有经济上独立了，才能保证人格上的独立，才能更加自由、灵活地表达不同的思想和观点。
    这个道理老于坚当然知道。所以他在文章中指出，那些（具有官方资金支持或官方意识形态背景的）“公开的诗歌出版物已经只是一些没有标准和权威性的所谓‘百花园’……”、“那帮不写诗的老诗人或诗越写越差的‘更年期写作’成为‘诗坛’的不倒翁”、“随处可见的都是所谓‘有教养’的、‘德高望重’的，守着那个臭烘烘的蹲位，名存实亡、名不副实的丧失了读者们的尊重的家伙”，于坚把这个（具有官方资金支持或官方意识形态背景的）诗坛称之为“诗歌堡垒”，所以他要热情地讴歌“民间”，称它“永远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永远是透明的，辩论着的；它永远是创造者的加冕之坛，是名存实亡者的‘绞刑架’”。
     “中国作家协会”虽然对外称是一个“群众团体”，但事实上它无疑是一个具有官方资金支持和官方意识形态背景的组织，因此说来，拥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就意味着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和那些“诗歌堡垒”里的老诗人同流合污或不合污而同流了，是“诗人一家亲”，当然就不应算作“民间”了，就不该再混入“民间”两头捞好处了。这样的人，当然应该从“民间”清理出去。所以，当我听说那位写诗的朋友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时，才会顿时语塞，所以我也很想知道，被树为“民间”老大的老于坚，此时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如果他果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哪，我怎么会问这么“愚蠢”的一个问题呢？
    《黄祸》作者王力雄在2001年5月2日发表的一份“退出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声明中说，“虽然我从未指望通过作协得到什么效益，但那时至少把成为作协会员视为一种荣誉”，“然而看到上面那些文字（指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委会第六次会议的有关报告、决议、总结），我感觉已经超过了能够容忍下去的界限。那远远不再是无奈，而是抵押掉了所有人格、良知与气节向权力的摇尾献媚。继续成为这样一个‘作家协会’的成员，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只能是一个作家的耻辱”。
     王力雄是好样的，干脆利落地退出了“作家协会”，他才是真正的“民间”??“民间”要多有这样的好汉就好了，打死我也要争取加进来了。
     北大“王铭铭剽窃”丑闻被揭之后，许多地方的社科院、高等院校等精英荟萃的地方也开始“耙粪”，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一时颇为热闹。```虽是一大丑闻，但也同时标志着一种进步的开始。诗人朵渔在一首诗《“她们干嘛撩着小裙子”》中写道：“画幅前的少女，她虽然也撩起了自己的小裙子，却徒有立体主义的形象”。就老于坚这篇文章《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而言，如果真如他所断言的那样，“中国的新文学在经过一个世纪的磨难后，重新回到了它的生命现场，回到民间，通过诗歌”，那么我们不妨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个身份当作一件“小裙子”来撩一撩，看看哪些诗人徒有“民间”的形象，看看究竟谁是真“民间”。
 
                        三、秦巴子有点“软”，但比老于坚硬气多了
 
     我与秦巴子只见过一次面，那是2000年4月30日，在参加完陕西诗人路漫的葬礼后返回的中巴车上，当时秦巴子和老伊沙在一起。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颇为稳重成熟的黑脸男人。
     《2000中国新诗年鉴》里收有秦巴子的文章《我的诗歌关键词》，读后感觉很不错，很清醒、很理性、不瞎掺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透彻，很“常识”，比如他说 “下半身的问题要靠上半身解决”，这句话其实一语道破了诗坛内部诸多争论的真相；比如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以‘口语’或‘后口语’自我标榜的诗人，把口语已经弄成了口水，以为找到了方向”；比如他说“作为一种姿态性表述，这话（指‘拒绝隐喻’）是于坚说的，但是于坚的诗拒绝了隐喻吗？”
     这些话说得多好呵，可惜不知道有多少人听懂了这些话的真正含义？由于手头资料所限，无法看到秦巴子更多的文章，但就书里选用的这篇文章来看，他已经把许多问题都点拨出来，只是轻轻地提说出来，而不是扎扎实实地来上一个“嘴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