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六 三 十 六
一个诗歌写作者的自话自说
一
这一段时间，在我的写作中总是出现有关“时间”的词语，比如，“这匹马能否真的重头再来，重新/奔驰到轮回的秒表荧光指针上？”（《这一年》），再比如《十年》；也曾经把元旦前后的几首诗歌命名为“新年献词：怀旧年代”。
当人进中年，时间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
今天是我三十六岁生日，想想二十六岁的时候，想想十六岁的日子，——青春是否已然迷失？重温成立1993年4月由大连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雪地上的血迹》中的《代后记——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他曾经这样说：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啦，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每次唱起这首歌，我便泪流满面。
“由此，我想到，出版这本诗集肯定是一个终身错误。
“我写诗，当初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让它结集也不知何苦。何苦呢？‘存在就是无。’然而，毕竟干了。
真的，我们注定无处可逃。荣誉，生存，婚姻，我们一样都不愿缺少，尽管付出了艰辛的抗拒。这是虚伪吗？
“现在，我的集体宿舍里正回荡着赵传的歌声。让我再流一次热泪，亲爱的人们！
“生活注定了成立不会有更大一点的出息。这一本诗集，已耗费了我差不多所有的精力，仍然只是一座空幻的花园。”
当阿翔在《或者诗歌论坛》上跟贴询问：“你就是老成立吗？”，我想，我和十年前的阿翔久别重逢了。冰马，也就是十年前的诗人成立。
为什么是刚好十年呢？在我这三十六年的人生中，与多少人相逢又别离？
只有诗歌，在我前半辈子不停地相遇、别离，再相遇。
《雪地上的血迹》的出版，至今都如当初所言一样，是个莫大的缺憾。那时，我正准备从供职的5307厂子弟学校调动出去，校长为了留住我，许诺可以适当地答应我的部分条件。正好湖北宜昌的颜东和大连出版社联系了“三峡诗丛”的组稿事宜，我毫无犹豫地提出学校必须给我借来诗集的出版费用。但是至今，我也没有归还这笔借款。诗集出版的时候，我已经完全辞职，3000册子运抵我手上，是1993年5月的事了。我将这些印刷品搁进了公司的仓库，和服装商标、纽扣、拉链码放一块，然后，为了生产、生存忙碌去了。直到那家在成都的公司倒闭，而我早已辞职，那堆书籍便和公司的其他商品一道当作废品处理了。我只是临走时顺带捎上几本留以纪念。
我是1993年1月辞职“下海”，也是那时停止了写作。彼时起，成立已经将生活和写作相互分离。2002年1月4日在或者论坛上，我回复诗人湖北青蛙（龚纯）的帖子：“生活和写作相比，不会更轻松。冰马老不小了，要恋爱，要结婚，要养家糊口，写作对我来说，完全是精神的追求。”
这十年来，我几乎跑遍南方各地，生存居无定所，生活任人割舍。我的停笔起于1993，止于1999年初。3月4日，我在上海中山西路1228弄的出租屋，写下了《形而下的生活，形而上的生活》的千字文：
“当我写下上面的题目，我才真正觉悟到我正在恢复。
我想，最近几年的病入膏肓，使我真正开始思考了。我已经六年没读一本象样的书。思维逐渐迟缓下来。
没读书，便意味堕落？有的人这么认为，我也曾经这么认为。一位朋友曾经劝我在上海弥留之际拜访我们曾经常谈论的诗人，我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现在完全不读书了，还和文人打什么交道啊！’朋友表示同意，并在以后的见面中，我们喝酒，谈我的‘病史’。
我亦在1991年的某篇文章中谈到过：或许我再也不会同真正的汉语打交道了。
由于身体的需要——任何人首先应该满足身体的需要——我和我那时的一帮朋友们先后都不同程度地离开了书斋。从校门到校门，我整整花了24年。最初体验到身体需要的日子里，我一年也买不到十本书。从此便开始放弃阅读。
我并非以不读书为荣。但我记得以往读书时，要么过于偏颇，要么敷衍塞责。其实是假读。
记得我经常听到这句话的时期是在上学时代。中学语文老师讲评作文、大学班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常教导我们：‘生活是一本书。’
象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我们摇摇头。
我从高中开始写诗。1996年。自觉很前卫、很实验了。到后来，我终于得到一位诗评家的口头肯定，并帮我发表了‘处女作’。高兴万分之余，我沿着被指引的道路发疯般狂奔，自以为是，用缺课、长发以及一身痞气来曲解恩师的教诲。每天从所读的书中‘寻找诗意’和‘灵感’。而且，自我感觉越来越好。最后所到达的高潮是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雪地上的血迹》。
但在高潮抵达时，我根据身体的需要，开始生病。
一病六年，‘卧床不起’。我艰辛地生活着。流浪、打工、举债、恋爱之后又失恋、升职……纵横江湖。
我常感叹的一句话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三时，我整整读了四个月武侠小说，夜以继日。总以为小说好看，而武侠精神难存。到今天我才醒悟。出家人不打诳语：‘佛在心中’。武侠精神是什么？武侠精神是一种只有真正世俗的江湖人才能体会得到的东西。
江湖险恶，你经历了才知道。江湖人与江湖同在，又须与江湖风浪作殊死斗争以求自保。
江湖深奥。六年太短，一生太长。江湖人必须聚精会神地混迹其中，然而你又必须一袭素裹。
生存是一回事，生活是又一回事。江湖人，看你能否借用观音的紧箍和咒语。一剑在手，磨砺十年。但十年磨剑，又非仅仅为了复仇。
六年的挣扎，我已差不多忘了自己曾经是怎样一个人，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回环往复，我不停的在西南、中南、华南、华东地区来回奔波。我携带着江湖人必需的劲头，为了满足身体的需求不断‘求医问药’。
有意无意间，拒绝读书。依旧拒绝影碟和电视。拒绝电影。有一年沉湎于酒吧。有半年沉湎于卡拉OK。除此之外，便与倒霉作斗争：打官司、报警、被打劫、车祸、正真意义的生病……
人人需要生活。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但最近闲暇，总算开始了新一轮回忆。
我故意开始回忆。‘三十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变通一句毛泽东的诗句。文章千古事，生活一本书。写作除了必须读书，更必须‘深入生活’。大学教科书里的‘深入生活’仅指‘专业作家’下基层锻炼、‘体验’生活。真正的写作必须用生命沉积，而非走马观花。写到这里，我突然记起我十年前的一件事。一位请我们参观了钢厂的老同志在看了我写的一首观后感之类的‘诗’后说：‘这也是诗啊？’那一年正流行一首叫《玻璃工厂》的诗及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故事。那首诗被评价很高。所以我对老同志很不以为然。也有朋友因我生气而劝导：‘那老头狗屁不通。’现在想想，自己确实太无知。
现在，总算开始觉出写作的一点意味了。
我最近看一本杂志，一位我早已熟悉其名的‘诗人’在文章中写道：诗人，你在这个时代需要坚持！但我始终没有弄懂，他所提倡的‘坚持’的涵义是什么。写作依靠自觉。‘坚持’就是胜利么？写作需要抵达生活内部。我又记起当初我的‘诗’中经常使用的‘果核’、‘花蕊’、‘心脏’等词（亦是对某种潮流的模仿）。直到今天，我才开始理解诗歌并不需要表面的‘果核’。
扎根于生活的最底层，做一个实实在在充满江湖精神的人，拿一支真正吸满了生活之墨的笔，我才于久远的年代之后重新打起写作的精神。
然后，按照新的想法，开辟阅读之路。”
这也许算作我恢复写作的一个宣言，或者一次热身。从此，我以每年二十首左右的速度前进。
我首先把写作的总题称之为“日常生活经验”，每一首都与自己的日常相辅相成的，但力图屏弃早先的“诗到语言为止”的描摹性叙述方式。
在这里我全文引用诗歌网刊《界限》2000年第四期上发表的《我的生活缺少一架云梯》：
一架云梯，当生活着火
能负载消防队员和器材
伸入热情——过分的热情
已将身体和财产
焚烧得一无所有
只剩下购买云梯的帐单和证件
但缺少云梯的生活
空虚得连帐单和身份证也不剩了。
灵魂的火焰与虚空的心
白天睡眠，夜晚起床
连吃饭的时间也一并省略
在这首写于1999.年9月的作品中，我努力用一些准确、简洁的语言表达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的思索，并非同早先的《雪地上的血迹》：
于是，食指之血一路滴过来
天空正下着雪
马路已被白色覆盖
安详的河畔，停泊了一只船
倒象一座活动房屋，赤红的屋顶
窗口上摆着花盆，甲板的铁丝上晾着衣服
长时间地站立着一个渔翁
人不动，渔竿不动，水中的渔弦也不动
此刻，天开始黑下来
食指之血仍在下滴
洁白的雪地上已有一团血迹
1990年04.25.黄石
仅仅端于沉思，更多地沉浸在形而上的美学的意义上。这么多年的庸俗的生活，进入视野的全部是日常生活中琐碎的业务上讨价还价、电视节目的流行时尚诸如此类，思考已经成为一种高尚的奢侈品。早上十点起床，晚上二点睡觉，骑着自行车穿行大街小巷，谈判，吃快餐，送回扣，飞机火车开会叫骂，唱卡拉OK寻找按摩女郎，甚至陪客户带上“小姐”出街。再也没见过诗意的渔翁。那些“合同”、“二手自行车”、“日报”、“足球”等等，不断地重复，不断地“干扰”着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里每个人的生存空间。我没有理由，更没有能力回避它们。我只能在诗歌中“复制”，把这些日常的碎片甚至被格式化了文件用自己的思考恢复过来，当我重新回到写作的桌面上来的时候。
从一九八七年开始写作至今，也仅仅在91年第5期的《诗歌报月刊》上用成立这个我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名字发表过几行短句，并因此领到了八元钱稿酬。
沉 默
请把它展示在我面前
以黑白的画面
我唯一的办法是沉默
它高我一筹，聚拢所有的语言
黑雨一滴滴降下来
冬天，它踩着雪原
我甚至闭上眼睛
黑雨打芭蕉，我戴上手套
1991.01.16.黄石
当我重新开始写作之前，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笔名：冰马——我出生在三个轮回前的马年腊月。因为它与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校园诗人的笔名相同，造成了我目前在网络上发贴和给诗歌网刊投稿时经常的误会。当时是2000年4月，我通过www.163.com的搜索引擎找到《橄榄树》后，给桑克E了六首过去，不曾想几天后收到桑克询问“你就是北师大歌唱河流的冰马吗？”的回信，弄得我一楞一楞的。再后来，还是通过同一个搜索引擎，发现除了桑克徐江伊沙的同学冰马和我自己外，在上海还有另一个写散文和小说的冰马，而且他在中华网邮箱和“榕树下”注册的英文名字“icehorse”和我的也发生了冲突。最较真的恐怕是《或者》的小引，在编辑“或者纸版”第一期时，居然给我署名为“冰马（上海）”——虽然我仅仅因为谋生上海、且从不敢自认为生活在上海；我从来在作自我介绍时都要强调“在”而非“是”。
之所以用这个笔名，更多地是为了将写作与生活有意加以区别。写作并不是是一件从起点到终点再返回起点的劳动，把诗性的追求和日常糅合在一起，已经给我的生活带来不小的麻烦，多年的停顿，已经不可能凝神于空幻的花园。
二
再回到“时间”上来。
“十年，多长的汉江，步行也该走完了/你的整个流域！但是，苏家河这个村庄/我永远记得你的荒凉”（《苏家河》）。这是2002年新年钟声敲响后的第二天，我不由自主地写下的诗行。
苏家河，位于鄂西北丹江口和老河口之间的汉江边。这个丘陵河谷中的小村庄，因为一家拥有二万多老少职工和家属的火箭炮生产基地而显出生机。1991年7月——1993年2月，我每天骑着一辆载重自行车穿过集贸市场和车间往返于宿舍和学校之间。喝酒、“升级”、看《动物世界》、教书、写诗。
也是在这里，我和广西麦子主编的《扬子鳄》、安徽的阿翔、南京的丁小村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往来；也是在这里，我收到过刊有《饿死诗人》的那期《诗参考》；诗集《雪地上的血迹》完成了整理与编辑。从这里，我将三千元纸币套在脚底坐上火车前往宜昌与颜东会面。
我所教的一个学生在十年后的2001年居然通过“武汉热线OK100论坛“上题为《小燕子，小燕子——悼念〈小燕子〉词作者王路先生》的散文认出了我这个网名“武汉苕货”的成立老师。
思前想后，这段时间，特别是元旦假期的闲暇时光里，我不停地哀叹时间的流逝和不可预料。
“‘十年一晃过眼云烟’，
时间的白血病把亡灵已经抛到了
远处，如果不是怀旧的假期
我们所有曾经的兄弟再也不会聚首”
在另一首题名《十年——纪念1991年病逝的余国庆》的诗中，我发出了濒临绝望的一声叹息。
不断怀旧，不断回忆……但是，有多少故人从记忆中消失？同阿翔一道组织编辑过打印诗刊的那位肥东撮镇的汪抒，在湖南某民办小学编辑过油印诗报而至今我已经忘却了名字的朋友，一直没能联系上但提供给了我《诗参考》的中岛……还有我最近以诗献辞的袁志坚、空空和余国庆！弟兄们啊，生死总相离，死者长忆，生者与诗歌和友情安在？
生活不容我多愁善感，但我在诗歌中与时间缠绵悱恻。“城市中忙碌的菜贩子也不在寒冷的冬天/迁徙摊位。已经到了第三匹马诞生的年月/2002，是红腰带的长度，还是宽度？”（《这一年》）。
我不是那种喜欢串门的人。在网络上，我认准了《或者》和《甜卡车》两个诗歌论坛，但我同小引、朵朵、木头和康城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甚至故意从网上与网下的聚会突然消失；在生活中，我只是和偏居湖北黄石的袁志坚保持着大约一年一次的小聚。
我时常怀恋从我的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空空（韩四清）和他的女儿——我的干丫头黑妹，怀恋向恩师程光炜讨教、那年中秋节在湖北师范学院学生食堂的酒桌上突然看见中文系诗兄潇潇被警车带走的大学时光，怀恋深夜的黄石港电影院门前空酒瓶被摔碎的清响……
“两首曲子先后播放，知道吗？十年后的冬夜
当屏保跳出我刻意制作的红腰带
我知道生命在图腾的起落翩跹中
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回环——
红腰带啊红腰带，在我们从前的笑柄中
它是灿烂还是暗淡的虹？
多冷的夜啊，我从床上爬起身
在音乐的烟雾中打着酒嗝”
这么些年来，我已经失去了故乡。36年前的腊月初七亥时，我降生到湖北公安县一个贫瘠的平原村落，户口随着读书、毕业分配不断地从三强村迁徙到黄石、苏家河；档案早在1995年被我从找个借口从原单位提出来后扔进了虎渡河——长江的一条支流；93年3月南下海南，一上岸就被送进了收容遣送站，然后是成都、东莞、重庆、贵阳、昆明、宁波、武汉、上海，一年更换一处住所，直到如今。
我将永远记住上海。
在电脑的标准双拼输入法中，shanghai是和“伤害”连在一块的。在我的上海谋生经历中，生病、遭劫、被盗、从五百块钱的月薪和洗衣店工人岗位做起，这一系列事件，都不能和2001年5月24日相比：在淮海路某个红灯路口突然被警察盘查并带往警署，从下午一点拖延到晚上十点无人理会，限制与外界联系，直到我饥暑交迫、无奈地接受串改口供——将“没有随身携带‘外来人口暂住证’和自行车行驶证”修改为“没有”“两证”——而被投送进蒙自路收容遣送站、与乞丐、民工一同被搜身、限制自由长达23个小时。而我那天明明和出差来沪、第一次谋面的湖北诗人余笑忠约定了共进晚餐。
我只有在回忆中寻找到时间的故乡。从《致鲁力博士，一个中世纪政治史研究者》到《从公安到闸口》再到“王晓菲系列”，以及《新年献词：怀旧年代》，在对语言和“时间”的寻觅中，通过不断地聆听萨克斯《回家》、巴赫和萧斯塔科维奇的节奏，我努力使自己的仇恨、失态、哀怨平静下来，用尽量俭省明亮的词汇完成叙述。十年前，我不断地用“故乡”、“时间”、“死亡”、“果核”之类的抽象的词语故作深沉地暇思延宕，现在，我尽力避免，而更注重选择“十年”、“四特牌”、“中世纪”这样的具有具象意味的名词。生活是琐碎的，诗歌所关注的更比生活琐碎。
今夜，秋风真的又起了，我正躺在床上
阅读一本诗选
一边等待王晓菲下班回来
真的起风了，拉面馆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
预报得真灵，还夹杂了细雨
我起身端起茶杯
但感觉右边的腰部微疼
年纪老大不小了
肌肉劳损风湿了
头发也斑秃了
王晓菲还没到家，我又重新躺下
这首《腰疼》难道仅仅直指身体的疼痛？记得多年以前满大街流行着一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的通俗歌曲，我已经记不起故作调侃嬉戏的具体歌词，但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题目。青春，这是一个无论怎样都绝不会与“时间”隔开的词语。
三
我至今没有忘记1979年或者1981年。初中。语文课要求背诵《白杨礼赞》中的某个段落，我罚自己不准吃晚饭，但花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能一字不漏地“搞定”。大二的《历史文选》课程由一个矮矮胖胖、满嘴长沙腔的王姓老讲师担纲，在课堂上把“颀长”大大方方地解释为“好长好长——长——又长——”的老单身，要求默写《尚书》某篇“第X段”的结业试题害得我交纳了十元补考费。
我也记得诗歌还有“如此做法”的阅读震撼。那是1986年。我从一个同学那儿借得发表了“PASS北岛” 的那期《诗歌报》，“非非”、“撒娇”、“莽汉”、“西川体”……让我目瞪口呆，让我知道李白杜甫李清照郭沫若《王贵与李香香》之外，“口语”和“撒尿”“鸡巴”和“神圣”无所不能入诗，关键看你使用怎样的写作姿势。但北岛和“朦胧诗”这个谜团直到从复读的乡镇中学走进大学图书馆才得以揭开。我几乎翻遍馆藏的少得可怜的诗歌读本，甚至一度幻想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因为他们那有知名的程光炜（武大博士，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现在知名的毕光明（现海南某大学教授）。
依靠父母每月提供的二十元生活费、为校报撰写豆腐干文章和少量的《黄石日报》、余国庆编辑的黄石自行车厂厂报稿酬、工人空空和外语系师弟袁志坚的时常接济，我度过了四年精神上动荡不宁的87年9月——91年6月的大学时光。
至今，我所参加的唯一一次诗歌“盛会”是在1990年8月。河南洛阳。由一个县级文化馆主办的“黄河魂”诗会，参与人众近百，恐怕永生难遇那个为诗歌疯狂的时代了。尽管那个不入流的聚会只有一个因拥有一个富婆姨妈而东渡日本、再返而荣耀国内文学期刊的笔名“田原”的我还记得。但那次带着程光炜的“介绍信”顺道郑州往《大河》诗刊（1992底年被迫停刊）拜访蓝蓝不遇确实是我一直的遗憾。
我曾在《大河》停刊前收到过蓝蓝的一封有意思的退稿信。这个署名“胡兰兰”的女编辑将主编亲笔签写的“不拟采用”的《审稿单》直接寄到了苏家河。因为不断搬家，这封信随同其他信件和十年前热爱诗歌的朋友们赠送的“民刊”（我极其不愿使用今天已经泛滥的代词，但我无法找到合适的名词来表达）早已遗失。我依稀记得，主编写到：这组《烟缸上的鹰》在现在的情况下，不适合在“实验诗人”（反正是类似名称）栏刊出。而这个栏目是《大河》开篇第一栏，每期推出一两个诗人的集束作品。我在给她写了一封“尊敬的胡老师”——尽管我知道她的年龄仅仅比我大几个月——的信后，便结束了我通过邮局投递稿件的写作生涯。
我始终认为，生活在那个“从天上掉下一块石头能砸到三个诗人”的时代比“砸到十个经理”的时代要幸福得多，虽然我一如继往地贫寒，虽然我见过了太多的豪华住所和饭局，虽然我现在随身携带着手机，并使用电脑写作。当时我每月差不多两三次将稿件投递给《诗歌报》和刚刚改版的《诗歌报月刊》。它除了发表过我的短短几行的《沉默》，还发表过我推荐欧阳江河的《手枪》（原载于《诗刊》）一诗，连同我的“推荐人语”，在其报中报“诗选刊”上。我记得稿费同样是八元，我也同样记得两次的责任编辑都是该刊复刊后无奈离去的乔延凤。
涉及到我个人的写作“隐私”，我必须又“袁志坚”这个名字。这个与时下因为出生年月而洋洋自得、自诩为“七十年代”“流派”的诗歌写作者们不相上下年纪的人，1994年封笔之前的诗与诗论合集《就诗论诗》（三峡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诗歌灵性与理解力，即使网络中很多人牛逼烘烘也无法望其项背。1972年7月出生，但是，他在1991、1992年写下的那些纯粹从语言、结构入手透析诗歌的论文浸透着深厚严谨的理论素养。遗憾的是，这本书一直被他羞涩地藏在他刚从公安局著名的“六科”调入《黄石日报》时报社分配的逼仄的单身宿舍里，直到今天，他夫人也不知道那耗费了当初全部积蓄的3000册子，除了只有成立、余笑忠等少数几个朋友得到了赠送本外，一本也没有外卖。我至今依然保存着这本出版物在印刷厂和他一起作“三校”的没有封皮的唯一版本。在我个人看来，袁志坚对诗歌和写作的放弃，是对上帝的亵渎。我一直怀念那些日子：我们喝酒，吵架，彻夜谈论着诗歌，为了对诗中一个用词的批评，这个自尊的小家伙（比我小六岁呢）甚至要和绝交。哪怕只有一两天时间呆在湖北，我可以不回三强看望父母，也要到他那住上一宿，即使现在他已经结婚，即使根本不谈论诗歌或者写作。2001年2月的一天，我在上海的网吧偶尔浏览到“扬子鳄”诗歌论坛，发现刘春为了纸版《扬子鳄》复刊第一期封面上采用的原载于诗歌报月刊1992年五月号上的一幅钢笔画的作者袁志坚的帖子时，按捺不住地重重地敲了下电脑桌。这个已完全浸霪于日常琐事的曾经敏感、脆弱、暴躁的诗歌少年，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长大。我心里一直深藏着一个希望：至少，你的那本《就诗论诗》不要继续被埋没！
四
给十四岁的黑妹
（谨以此诗结束本文并献给1月25日行将见面而从未谋面的老阿翔）
叔叔仍然是你的叔叔，时光荏苒
老叔叔在上海惦念的黑妹已经长大了？
直到1991年我们别离，也没有听到你
一声清脆的呼喊
只在那次接你回家的途中，你从我的自行车上
摔下时，听见你骂的那句话：
“成立，你坏！”童稚的声音夹杂着哭腔
我的孩子，再能听到你的声音将在哪个年代？
2002年1月19日——21日上海
冰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