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缺席，神性的缺席，是诗歌内部真正的匮乏。诗人们过于强调自己作为时代代言人的身份，而在写作中将个人的经验忽略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注意过个人存在于这世界的诸多可能的细节，他的写作完全被毫无想像力的社会公论所误导了。这样的诗人写出的不会是他个人的诗歌，记叙的也不会是他个人的想像力，他不过是在完成社会交给他的写作任务而已。因此，他们的诗歌也必将被社会所误读，这是当前诗歌发展的一个怪圈。

　　最令人不解的是，诗人们在诗歌中动用的意象通常是一些在表面上就完全具有引伸意义的词语，比如：白桦林，草原，阶梯，手指，天空，城市，嘴唇等等。这种由词语本身带给读者的想象对优秀的诗歌来说无疑是一件让人悲哀的事，它告诉我们当代的诗歌似乎除了词语之外就一无是处了。这很可能是诗人们因为太靠近生活的缘故。我们的生活除了物质而外，并无多少诗意可言，于是，诗人们往往从故纸堆，遥远的乡村，广阔的天空和发达的西方去寻找诗歌的写作资源。我不是指责寻找诗歌的出路不对，而是他们的寻找从一开始就迷失了方向！

　　这就是用整体主义，非非主义，“诗言志”来进行诗歌写作的恶果。尽管这些诗歌流派代表了诗歌口语化的发展方向，但是除了他们自己为自己带来的写作快感而外又给读者带来了什么？

　　他们以牺牲读者为代价，得到了某种艺术上的成功（知识分子写作与文学精英化）。我不知道这是否应该肯定，我相信这也是困惑读者和作者两方面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正好的诗歌标准应该是这样的：

　　1.文字的可阅读性
　　2.体现个人的经验（包括个人的内在情绪与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敏锐感受）
　　3.由诗歌（而不是组成诗歌的词语）本身表述的诗意

　　至于诗歌的写作语言，不管是口语化还是古典化，它只能作为一种技术的载体，所以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一篇由纯技术完成的诗歌永远都不是好的诗歌，在这方面，有了北岛，多多，食指和王家新就已经足够了。我不希望看到更多的诗人在文本试验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对诗歌的发展不好，也对诗歌的爱好者不公平。但在文本试验的反面我又很遗憾的看到太多诗人的平庸。可以这样说，海子死后，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只剩下了那个古典主义早已深入骨髓的任洪渊。顾城的天真（不客气的说，应该是顽固的幼稚），严力的西化（实际上是西欧19世纪诗人的一次翻版），侯马的失语，等等一切让我为当代诗歌感到尴尬。

　　正是基于此，我写下了“蛇诱”这首诗，算是对我以上的话语的一个交代。
　　希望抛砖引玉。

　 《蛇诱》--以此诗献给我死去的情人

　 五百年梵呗轻诵的岁月/ 昼伏夜起/ 渡我一生/ 午后慵懒的躺于水面/ 分叉的舌很长/ 可以捕捉阳光以及/ 水仙花的芬芳/ 雨季使我彻夜难眠/ 害怕木鱼的声音惊艳/ 穿过妖冶的皮肤/ 直透心脏/ 每天都有不同的脸孔走过我不留痕迹/ 只有寂寞让我/ 躲闪不及/ 青青在昨天匆匆蜕去蛇皮/ 迫不及待的游向人间/ 我和它不一样/ 虽然精变是我正在经历的某种过程/ 石桥之上，芸芸众生/ 还没有走过名叫许仙的男子/ 我在等待五百年后缘定的结果/ 在某个有明月清风的夜晚/ 我将化身为人/ 只为/ 诱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