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马（以下简称沙）：余怒，短诗《守夜人》是你诗歌创作的一个转折。能否谈谈这种转折对你后来写作的影响？

　　余怒（以下简称余）：《守夜人》写作时间是1992年，对我个人来说，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基本上奠定了我后来诗歌的基调，使我从抒情和自恋里摆脱了出来，寻找到一种冷静、内敛、荒谬的语言方式。当然，在此之前，在我的作品中就有了一些端倪，如91年的《雅歌：乌鸦》、《病人》等，甚至可以追溯到我的处女作《标本》那里，但那时不是很明晰。通过《守夜人》以及同时期的《女友》、《活动场所》等诗作，使我的这种倾向逐渐固定了下来。而长诗《猛兽》对这种倾向是一种总结。
　　《守夜人》是一个转折，但它还是我的一次自我发现，一次形式和个人潜能的发现。

二、沙：你是如何在诗歌中运用歧义、误义、强指的？有批评者在肯定你的诗歌创作的同时对你的理论提出了批评，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余：如何运用？这不是一句话能讲清的。我的诗观总的可归纳为歧义+快感，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歧义，诗歌就会一览无余；没有快感，诗歌就如同鸡肋。
　　对于我的诗歌观，有的朋友真诚地提出了批评，这没什么，很多东西都还在探索之中，可以商榷。
　　但有的朋友说我的理论是“拾非非的牙慧”，这样的指责就有点失之偏颇了。我的想法基本上都在《感觉多向性的语义负载》和《体会与呈现：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里表述过了，任何看过这两篇文章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出我与非非之间的巨大差别，尤其是语言的分析及运用。但我也不否认非非以及达达、超现实主义、意象主义等理论给予我的启迪，这一点我已在《体会与呈现》一文中提到。这没什么可耻的。没有人能凭空造出一个完全没有前人的理论。黑格尔、马克斯不能，我们这些人更不能。
　　我写理论文章，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理论体系，而是为了回答很多朋友提出的“你的诗歌是怎么写出来的”之类的疑问。这些理论是我这么些年写作的感受，是我对怎样弄出一首诗过程的回顾。如果我的理论无效，则我的诗歌肯定不会好。反之，如果我的诗歌能被接受（当然是一小部分诗人），那么怎样写出这种诗歌的操作方法怎么会有问题？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

三、沙：有人说，你在诗歌中有意制造一个迷宫，但大多数读者难以接受，这对你的写作有一定的毁灭性，是不是？

　　余：“有意制造迷宫”显然是对我的褒扬。有时，被激怒的读者会攻击我“七拼八凑”、“狗屁不通”，甚至有一位“诗人”还说“余怒是中国诗坛的误会”。一看到这样的攻击我就忍不住发笑。一个人要将语句弄通顺，将心里所想用语言表达出来是很容易的，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不都是学的这一套吗？
　　但你如果抛掉意思，又使诗歌显得有趣，有快感，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真的是“胡拼乱凑”就能解决问题吗？不信，那些批评者可以试一试，拼凑一下，看看弄出个什么东西来。
　　将意思打乱，抛弃逻辑和因果关系，又使之显得有“整体感”，还要有味道，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经常说：“语义乱，而诗不乱”，但有几个人能理解？
　　在《体会与呈现》一文中，我说读者要转变观念，变“解读”为“体会”，但是一个人的阅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面对这样的读者，我有时的确有一种无奈感。没有办法，这么成千上万的被一种阅读习惯攫住了的人，你对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呢？

四、沙：你不认为这样做会使自己陷入孤独中吗？

　　余：难道我们害怕孤独吗？反正我是不怕的。我从小就生活在孤独中，听惯了大人和老师的责骂。“我从小就是个坏孩子”，“坏孩子”会怕什么？
　　只有虚弱的、没有主见的人才害怕孤独。我刚开始写这种诗歌时，嘘声很多；这么多年来，反对者也一波一波的，我都没有介意。我仍然按“既定方针”写，没有听从他们的鬼话和善意（有的朋友的确也是出自善意）的劝说。
　　如果说我现在仍然很孤独的话，也是我自愿的，我自愿如此，自绝于读者。

五、沙：你在写作中，不断地改变风格，坚持不重复自己，我觉得你很累，比别的写作者累得多，不像有的诗人，一直重复自己，看不到什么变化，你对自己为什么这样苛刻？

　　余：一个写作者的创造力和不尽的活力表现在哪儿呢？就表现在他的作品的不断变化上。
　　我有两点与别人不一样。一是我投入到每首诗中的劳动量比绝大部分人大得多。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写下一两句，就要换一张纸再重新抄一遍，边抄边改。非常慢。常常写下一句，磨几个小时才出现第二句。续得不满意，再重续。如此反反复复，往往一首十来行的诗都要耗上几天，浪费的纸张也十分惊人。我算是“苦吟诗人”了。一些朋友因此说我：余怒写诗往死里写。　　二是我不愿重复。我总是喜欢新鲜的东西，写一种诗，再扔掉它，不断尝试。重复自己对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十年来，我写过《秃鹫》（92年）、《松弛》（92年）、《日子》（95年）、《自娱的后果》（96年）、《网》（96年）、《脱轨》（97年）、《矫正》（98年）等各式各样的作品。有的朋友劝我成组成组地写，一来省力，二来可以巩固，容易让读者认识作者的风格。可那样写的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一个自我复制的写作者是没有出路的。
　　对自己苛刻一点，我想这是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自我要求。而且长远来看，这只会对自己有利。

六、沙：每当阅读一次你的长诗《猛兽》，我心里就发慌、空虚、流汗，同时会产生悲观的情绪，不，几乎是绝望。我认为这部一千三百行的《猛兽》，对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坛都是一种猛烈的冲击，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你能谈谈是怎样写出《猛兽》的吗？

　　余：《猛兽》我写得的确很苦，整整有半年时间，几乎每一个晚上我都写到深更半夜。那是1995年。可能这次写作与我个人的经历有一点关系。我听信了一位医生的话，采取暴晒的方式来治疗我的疾病，但收效甚微。在每日4小时脱光了衣服一动不动地站在屋顶让日头暴晒的过程中，我心中的感慨实在是太多。但这样的心理波动显然影响了我的神经中枢，使之兴奋了起来，转而化作了创作的动力。可能是这样。我每次打完麻将之后也是这样，写诗特别有感觉。有时半夜玩完回家，提起笔，总有几个好句子。

七、沙：我清楚地记得，1996年，也就是你完成《猛兽》的第二年，有半年的时间我经常陪你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四处游荡。《猛兽》将你整个儿掏空了，你写不出一首诗。你怀疑自己了，写出了一篇文章《一个早衰者的未来一年》。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是什么样的心态？

　　余：《猛兽》是对我1995年之前作品的一个总结。尽管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仍将其视为我创造力的巅峰之作。这之前的很多想法、技艺我都用在了《猛兽》里了。它是一个大拼贴，里面什么都有。它用去了我几乎所有爱用的物象。《猛兽》完成后，我无词了。再写就变成了对它的复制。而我又是最不愿意看到重复的东西的人，只好搁笔。那段日子里，虽然我天天东游西荡，心里却很着急，我以为自己真的完了，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直到1996年10月，随着《目睹》、《履历》等诗作的写出，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八、沙：目前的诗坛自我炒作比较厉害，而你一直坚持“文本主义”，你经常说：只要具备实力，有好的文本就不怕被淹没。请谈谈炒作对诗歌的影响。

　　余：我不反对写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向更多的人传播，我也不反感商业时代的一些促销手段。但有一点，你的东西应该是好东西。没有好的文本，自己吹得天花乱坠也是白搭。
现在的问题不是炒作的问题，而是写作者们普遍没有自己的主见的问题。炒作并不可怕，怕只怕一个写作者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被别人的看法牵着鼻子。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情形：一个人说好，无数人随后跟着附和。这种情形对于诗歌发展才是真正有害的。
　　当我们处于读者的位置时，我们就不能单看作者说得怎样，而要看其作品怎样。衡量作者是否优秀的标准是唯一的，那就是作品。
　　当别人（无论他是谁）说好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应是怀疑、不相信：真的好吗？然后再以其作品为依据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一个多元社会里，个人判断应是千差万别的。只有有了千差万别的个人判断，平庸者才没有露头的机会。

九、沙：那么，你认为目前的诗坛状况如何呢？

　　余：任何时代都是平庸的，任何时候的诗坛都是平庸者的乐园。只有极少数人才真正将写作当成一回事，认真对待它。

十、沙：下一步你打算做哪些事？有什么写作计划？

　　余：没有。我这人太贪玩了。我一玩上一样东西就没命地玩。写诗是如此，玩牌也是。麻将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又要看书、写作，又要玩牌，还要陪儿子玩，一个人分开来才够用，所以我总是很忙。有一次，我对朋友戏言：我是麻将第一、诗歌第二、女人第三。实际上是我不好意思明说，诗歌在我的作息表上只能排在第三位，哈哈。
　　我的生活从没有计划，想写的时候就提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