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语权的缺口，现代诗歌的兴起。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化过程的深入，以文言文为代表的旧式书面语言方式受到新兴文学力量的挑战，并且新文化的执行人相信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一要重要，能够唤醒被封建文化禁锢的民族。于是现代诗歌的兴起就肩负了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做为和古体诗完全不一样的文学格式，一方面要树立起现代诗歌的样板，另一方面还要载担思想启蒙的任务。在与旧文学和旧思想做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新文化存在先天的不足，表现在：第一。新文化的运用者是脱胎于旧文化，和旧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可以弥补新文化的文化深度，但对旧文化的批判却不够完整和深入。第二。新文化一开始就站在了与旧文化的对立面，强调了这两种文化的对立性，忽视了两者的连续性，使新文化（包括新诗歌）存在先天不足。新文化被爱国者和忧国者作为政治上的新矛去攻击旧的盾。

　　不可否认的是，在诗人和诗歌中，这种对立性并不如其它文学形式那么强，除了为推广新诗而刻意追求不同和新诗人的社会思想进步一点外，很多历史的传统还是在不断运用，这是文学者的一种自觉自律的无意识行为。

　　就好象我们的哲学书中所提到的两分法一样，划分哲学派别的根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孰先孰后。那么在中国现代诗歌中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诗歌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从新诗歌起源那一天起，一部分文人站在思想和历史的高度把诗歌也拉上了新文化运动的战车，成了革命的不是特别有力的长矛（新诗歌的美学意义那时远低于我国辉煌的唐诗宋词元曲清剧，所以远不如白话小说和杂文一样能更好的表现新文化人的先进思想和世界观，这是一件有力革命武器的必要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成为为对应古诗（文言文）而在诗歌领域必然出现的一种新文学格式，而被革命文学者所忽视，甚至那些激进的斗士在诗歌方面对古诗更有所钟爱，至少也经常用古诗表达他们不是革命情绪的情绪，其原因是因为他们身上传统文化中的共性和古诗词存在很高的美学感召力。如果不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立场问题，他们可能会马上站到古诗的阵营中了。另一部分文人在发现白话文在诗歌方面的运用后，从纯文学角度上考虑要发展这种形式，他们也察觉到新诗歌内在的特点，并且相信随着白话文在文学中的广泛运用，旧的语言秩序被打破后，以白话文为基础的新诗歌将随着白话文文学的繁荣而吸取更多的文学营养，也将步入繁荣。他们只是一群新文化的爱好者和新文学形式的推动者。这两种人用作品和行动对那个基本问题做了回答。这是我国现代诗歌的两大主流形式：革命派诗歌和新月派诗歌，介于这两者间的诗人，最终都会归向或者被后人认定为其中一种。这两派之间不断内讧和相互指责，当新文化运动完成后，这两派间的争斗是诗歌斗争的主流。

　　从五四前后到抗日战争，这段时间是现代诗歌的启蒙运动时期，它来得太突然，以致它的父母是谁都不是特别清楚，它对自己面对的世界也是那么茫然无知，做为革命的一个婴儿（甚至有点副产品的意味），就这么降临，对自己的任务和前程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就被降生。

　　现代诗歌在与古诗的文化斗争中没有象白话文小说对文言文那样的决定性胜利，只是做为新文化运动胜利的一部分而取得了部分胜利即生存权的胜利，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新诗的最大成果。现在看来，这种武断的对立带给现代诗歌创作的恐怕更多的是传统的失落。

　　随着中国政治斗争的转移，古诗与新诗之间的争论日益平息，革命派成为一切改革的急先锋，对诗歌的文学本质性问题的争论却是跳上了历史舞台。以新月社诗歌为代表的纯文学诗歌在那种动荡不安的时代没有普遍的可接受性，人还在为温饱和生存而挣扎时，对风花雪月的印象很是陌生。革命派那种以社会为已任的思想把诗歌引向了政治的深处，成为了政治的号角，这为中国文学的自由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我们不可否认这是有社会历史的因素，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引导产生的文学性后果造成现在这二十年来文学批判锋芒直指的对象由现代诗歌的外在形式转向形成这一结果的外部因素，这种情况使得批判的本身和现代诗歌对社会责任的叛逆方向仍然摆不脱政治的阴影，同时也难以消除人们对诗歌社会责任的惯性思维。其实包括新月社晚期作品在内的很多现代诗歌都多少受了革命派的影响，在风月的声音里都有一种激进的倾向。不可想象如果文学失去了多样性，你听到的声音都是同一种声音会是怎么样的可怕。

　　在这里需要表明一下我对那个基本问题的态度，我认为诗歌本身的价值重于它所反映的思想的价值，它的社会责任为零，它只是对自己的感受负全部责任。阐明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这可以帮助理解当前现代诗歌的的现状和困境。古诗词是汉语文学诗歌方面一个无法越过的巅峰，（它的成就和内在的美感只是使现代诗人产生一种美学上重现的幻觉和欲望，并对现代诗人的字词构成很强烈的语言压力），一旦原来为革命为存在的价值（社会责任价值，即诗歌存在的社会意义）如果就这样被否定，那么现代诗歌的价值取向将面临一个无法填补的真空，好象一座美丽的宫殿突然间被一颗子弹炸塌，现代诗歌进退维谷，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出路。这是现代诗人无法被指引的一个歧路口，各种喧嚣的声音便开始迷漫于文学的土地。这也是需要一代诗歌巨人所应当为我们指出出路的困境。

　　那么第二个现代诗歌的基本问题是美学取向。现代诗歌一直受到古诗的美学感召，无论是在字词上，还是在意境的抽象和诗歌处理技巧等细节问题上，都无一不留下了它的印迹。如果现代诗歌不能在美学理论和美学构想上有新的突破，单纯的诗歌表现技巧手法上的发展对现代诗歌的推动作用不是特别大的。因为现代人如果在做现代诗歌前已经存在了很多与古诗一样的思维方式和形象，沉醉于那种对古诗美学的向往，如果他不能有特别强的自控能力，那么他诗只是白话文的古诗而已。那种自控能力现在好象只是个人的领悟，而不是一种系统化的方法，就好象古时对七律，词牌等格式做出的一定的抽象，我们只是在凭自己感觉做现代诗，而且还是用的古时的方法和技巧（为了为自己开脱，我补充一句：当然这并不是说古诗不好，但是这样对做现代诗的人不好）。

　　如果用一句老话来说，现代诗歌的现状就是受到两座大山的压制：作者无意识的诗歌社会责任感和作者有意识的古诗美学化倾向。前者原因是我国政治与文学的关联太大，政治介入文学太深，而且政治的意识通过无数的其它的途径向人独立的个人意识中渗透，使个人的政治化倾向加深，诗歌和其它文学方式都无一可免的染上了他的社会思想色彩，不幸的是这种色彩几乎是一样的：红色。当然我不是想和一种政治的色彩代替另一种色彩，而想把这种政治的色彩从现代诗歌中抹去（当然如果有人喜欢那种色彩就让他喜欢，但如果所有的人都喜欢它，那么就是不正常的现象）。通过这二十年的文学批判和反讽，政治的色彩渐渐的从休闲文学领域退出，但还是有很强的势力，控制着最有力的语权，标志着社会的主流。后者原因是现代诗歌美学理论的缺乏，这使作者自觉的运用古诗的美学理念。如果能开辟现代诗歌的美学构架，那么现代诗歌前面路将会很宽阔，如果始终不能对古诗进行一次深层次上的扬弃，现代诗歌只能是古诗巅峰下的一个小山峰。这些现代诗歌必须正视的问题是在现代诗歌发源时未能解决好而遗留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必须对它们进行彻底的清算，而且目前有一部分诗人正在进行的清算只是为了对以上两个问题做一个彻底的了结而走入了极端，他们对现代诗歌的社会责任和美学感召都做了一个最为激烈的否决，这包括现在很有势力的一些派别。他们虽然很激进，但也是进行的有益尝试，但我想当人们习惯了现代诗歌的个性之后（也并非说他们的叛逆是现代诗歌的方向，但他们的叛逆可以打破人们有点僵化的诗歌的思维），也就失去了他们所叛逆的目标，也将失去激情和动力，他们的诗歌也会随之而低落，也会把新的现代诗歌扫入文学的垃圾桶。所以说现在进行的现代诗歌的无目的性和无美学性化是对上世纪那场未取得结果的斗争的再一次清算，希望现代诗歌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不只是仅仅打碎以前对那两个基本问题做出的回答，而不能建立起新的现代诗歌答案和秩序。
（个人意见，仅供探讨）


　　　　　　　　　 　　　　　　　阿玉 　　2001-2-27